拾荒大軍“消化”垃圾?莫讓垃圾再圍城

在浙江省德清縣武康鎮五四村，環衛工人在裝運經過分散式垃圾處理設備變廢為寶的肥料。 新華社記者 周 華攝

十月三十日清晨，廣西欽州市欽北區環衛工在清理垃圾。新華社記者 張愛林攝

“我國的垃圾處理不及格。”這是北京市市容管理委員會副總工程師、研究中國垃圾問題30年的專家王維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的第一句話。

從上世紀80年代起，北京市遭遇“垃圾圍城”，垃圾處理問題開始成為全國大小城市的心頭大患。此后，垃圾分類、垃圾回收、垃圾焚燒、垃圾填埋等話題進入社會生活，並經歷著艱難蛻變。“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這是最終寫入中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1996年施行）和《循環經濟促進法》（2009年施行）的垃圾處理原則。

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做得如何？怎樣才能邁過垃圾處理的及格線？記者對此進行了調查採訪。

拾荒大軍“消化”垃圾

1983年，北京城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垃圾圍城。當年，北京市政府做了3次遙感航拍，發現在今天北京三環和四環附近的地區，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高達4700多個，50平方米以下的更是不計其數。北京城的垃圾處理，迫在眉睫。

1987年，來自四川巴中的杜毛線和許季才，敲開了王維平辦公室的門。杜毛線原來是巴中山區的民辦教師，一家人生活十分困窘。他和許季才琢磨，撿垃圾或許可以掙錢。但當時進垃圾場要批條子，他們就找到了剛好管這事的王維平。

王維平同意了。在當時，北京的垃圾場主要是國營，員工處理垃圾的積極性不高，垃圾回收的效果很不理想。既然有人願意來撿垃圾，當然是撿得越多越好。“那會兒小區沒有垃圾站，小區有個三面圍牆，小區垃圾都往這裡頭扔，然后收垃圾的人用三輪車去撿垃圾。”於是，杜許二人帶了500個巴中老鄉，住進了垃圾場。

王維平說，“當時他們分了6個組，玻璃、金屬、塑料、膠皮、碎磚頭還有一些別的，每個人每個月就能撿1500元錢。他們撿完了之后就運到城鄉結合部，有交易地點，佔地200畝到500畝，是跟當地農村租的地。交易點裡面分攤位，這個攤位專門弄金屬，那個專門弄玻璃，拾荒者把各種廢品從城裡或者其他地方垃圾場弄到這裡賣，賣給河北人。”其中，金屬運到霸州，塑料運到文安，紙袋、包裝運到保定，鞋底運到定州，玻璃運到邯鄲，那兒有小加工廠，這就形成了垃圾處理的民間產業鏈。

從1987年到2006年，在經國務院批准的664個城市中，收廢品撿垃圾的人數高達230萬。在北京，拾荒大軍的人數從1998年的8.2萬人上升到2006年的12萬人，到了2014年，更是達到了17萬之眾的巔峰。垃圾集散地幾乎和規模化的拾荒大軍同時形成，到2014年，北京城共有垃圾集散地82個。早期租片地就能做集散地，而后來圈地劃分攤位，收購垃圾過秤交易已經十分專業化。

在利益的驅動下，這支拾荒大軍橫掃了北京市所有的垃圾站點。據相關部門統計，2013年，北京運到垃圾處理場的垃圾有700萬噸，拾荒大軍運出北京城的垃圾也是700萬噸，這意味著，北京市的一半垃圾都是拾荒者“消化”掉的。

北京的第一次“垃圾圍城”，就在這樣的垃圾產業鏈中得以消化分解。到2008年，隨著奧運會等一系列國際盛會在北京舉行，京城城市環境治理的力度加大，步伐加快。城市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城市垃圾處理也漸漸規范化和專業化了。

然而，到了2015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從北京開始，廢品回收出現了全產業鏈的危機。為了治理環境，河北關停了大多數的小造紙廠、小冶金廠，廢品的價格就此跌落。2014年，城裡的拾荒者原來一噸紙板賣1400元，現在隻有400到500元，鐵原來1公斤1.8元，現在0.4元。同年，北京原有的82個垃圾集散地關了80個，廢品的中轉站一夜之間近乎消失。

同時，新的垃圾圍城問題在北京出現。消失在主城區的垃圾，開始漸漸出現在北京周邊的農村。由於北京附近農村的垃圾排放和管理較為原始，農民對垃圾處理的意識淡薄，京城周邊的農村變成了“垃圾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