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單元的大課題

“村民自治的第三波實踐需要制度跟進”

“辦成一樁事，不知要吵多少架！”王廷翠的大白話裡，透著自治落地的酸甜苦辣。

王廷翠是秭歸縣郭家壩鎮王家嶺村的老黨員，也是第七村落理事會的幫扶員兼監督員。

“修路砍的柑橘樹是大樹，要給我換一樣大的！”王廷翠記得3年前謀劃修建果園路第一次開會時的情景，村落21戶村民，來了16戶，火藥味十足。

“后來發展到連開會選個地點都要吵，因為見面就嚷嚷，誰也不願意20多號人在自己家裡吵得臉紅脖子粗，生一肚子氣。”無奈之下，王廷翠組織大家到村頭的小樹林裡吵。“有次早晨7點開會，吵到11點散了﹔午飯之后，接著開，接著吵。”王廷翠說，這樣吵了十幾次，利益訴求充分表達、互有妥協，土地調整、柑橘補償、籌資籌勞等問題終於達成一致。

修路對各家果樹的影響有多有少，需要互相找補。王廷翠就帶著一個人一棵棵數，數一棵綁一根繩，另一個人數一棵解一根繩，直到兩人的數對得上才作罷。1.2萬棵果樹，足足數了一個星期。

王廷翠家裡有幾大本手寫的修路流水賬，每家應出工多少、實出工多少，村民集資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每家損失了幾棵樹、誰補誰幾棵樹等，事無巨細，全都公布給村民看，經大家簽字同意。“群眾的事情，每個細節都要細致到位，一絲一毫也馬虎不得。”

“村落自治與農業生產發展相結合，讓民主成為實實在在的東西。”專家學者指出，秭歸也好，清遠也好，劃小村民自治單元的改革探索，適應了農村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有效化解了農村社會“神經末梢”管理缺位和失靈問題，為完善村民自治的組織結構和法律制度提供了借鑒和啟示。

“清遠、秭歸的改革實踐啟迪我們，建制村並不是村民自治唯一有效自治單元。”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院院長徐勇多次赴清遠、秭歸實地調研，他說，我國村民自治自發產生於自然村，定型在建制村，如今在廣東、廣西、湖北、四川的一些地方再度活躍於自然村，實現形式經歷了三個波段。“村委會職能下沉到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組，可能更適宜於自治。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到，自治單位愈小，自治范圍和內容愈有限。”他建議，建構多層次多類型的村民自治實現形式體系。

徐勇提醒，清遠也好，秭歸也好，自治單元下沉，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仍有體制和現實難題：村民理事會自治組織職能有待明確，應提高行政事務准入門檻，防止重蹈行政化覆轍﹔自治運行資金有待充實，單靠群眾籌資籌勞仍然捉襟見肘，應創新公益項目的實施，壯大集體經濟﹔自治主體動力有待強化，目前自治行為都是義務服務，應創新“以獎代補”機制，保障村民理事會工作開展。

2014年和2015年兩個中央一號文件都提出，探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在有實際需要的地方，擴大以村民小組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試點。徐勇認為，這不僅在於將自治單元建在什麼層次，而在於提出了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的命題。“村民自治是來自於村民的自我治理活動，同時又是一項國家治理制度安排。村民自治的第三波實踐需要制度跟進。”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13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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