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時代》 選載：擔任過縣委書記的最高層領導【2】

請華羅庚、於光遠做小縣城的“外腦”

作為縣委書記，習近平的首要目標是經濟改革。他借鑒了著名經濟學家於光遠“半城郊型經濟”的概念，使正定這個傳統的農業大縣，迅速轉向“掏城市腰包”的商品生產——城市需要什麼，就種什麼、就加工什麼。

為發展食用菌，他甚至親自給江蘇的一家化肥廠寫信求援，並派人從該廠拉回種植蘑菇的重要原料尾沙，使蘑菇產業在正定生根。

1983年，正定縣多種經營收入達4300萬元，人均100元，農民人均年收入由100多元增加到200多元。

習近平還推動各級干部解放思想，開闊眼界，帶著干部去南方改革開放先行地區取經，去鄉鎮企業起步較早的浙江、江蘇、天津考察學習。

1984年6月17日，擔任縣委書記不到一年，《人民日報》就以較大篇幅報道了正定經濟的新變化。這也是習近平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上——據採寫這篇報道的新華社記者趙德潤說，文章中很多觀點和生動有趣的說法都出自習近平，只是考慮到一個人的名字不宜出現太多，所以他的名字隻出現了兩次。

趙德潤回憶說，1984年4月中旬在正定第一次見到習近平就很有好感，“非常隨和，講話不緊不慢，實實在在”。而且，與很多縣委書記不同，他“有思想又很真誠”。

他們在習近平那間擺著一張簡陋辦公桌、堆滿書籍的辦公室交談，習近平抽著當地農民常抽的荷花牌香煙，一角五分一包。

讓趙德潤印象深刻的是，習近平很善於從大處著眼，把正定的發展和全國聯系起來。他先談解放思想﹔再強調要有長遠規劃，不能走一步看一步﹔還說要科學決策，解決一些干部的盲目性，改變過去決策的反復和隨意。他甚至說，要通過立法，形成10到15年的遠景規劃。

這個思路開闊的年輕官員，有很多當時在全國都稱得上“超前”的做法。

比如，他親自撰寫面向全國的“招賢榜”，頒布了招賢納士的“九條規定”，在正定縣內到處張貼，還刊發在《河北日報》的頭版頭條位置，在省內及全國激起熱烈回應。許多知識分子、工程技術人員要求到正定工作。

他還提出組建經濟顧問團，獲取智力支持。他親自發出100多封邀請信，數學家華羅庚、經濟學家於光遠等著名大家，都成為一個小縣城的顧問。

“他是從北京來的，有自己的人脈，他把這些一流的人才請到了縣城裡，這個舉動有些不同凡響。”趙德潤評價說。

習近平用人大膽。他將一名培育出棉花優種的農民破格錄用為國家干部﹔去無錫考察時，發現了一個懂經營、善管理的能人，親自做工作，請他來正定擔任當時虧損50多萬元、瀕臨倒閉的油嘴油泵廠廠長，此人上班第二天就把廠裡積壓的產品全部賣了出去，不到一年，該廠產值翻了一番。

石家庄的一位工程師武寶信，研制出的醫用化妝品暢銷全國，但在原來的企業不受重視。聽說正定縣重視人才，就讓人捎信表示願意到正定工作。習近平立即決定接收。一天下班后，他帶著縣長、副縣長來到武寶信居住的小區，沒有確切地址，就挨門挨戶打聽，還是找不到，他甚至扯開嗓門在小區裡喊了起來。后來武寶信將自己研制的醫用化妝品項目帶到正定，一年就贏利30多萬元。

重視教育的習近平，在正定任內，除了一直致力於改善危舊校舍，還為正定留下了一個“國球基地”的基礎。正定留村曾有一個乒乓球業余體校，培養出一批優秀選手。習近平認為，乒乓球體校應該搬到縣城，在全國范圍內挑選培養對象。現在，這裡已成為國家乒乓球隊訓練基地，作為中國人驕傲的國家乒乓球隊，將這裡視作“福地”，每次大賽前多來此集訓。這裡也是正定的一個旅游亮點。

建成“東方好萊塢”

習近平在正定的另一個影響久遠的大動作，是在文化領域。

來到正定當晚，他就去拜訪作家賈大山。在縣文化館工作的賈大山不到40歲，小說《取經》已獲得全國大獎，作品收入中學課本。“原來我曾讀過幾篇大山的小說，常常被他那詼諧幽默的語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實優美的描述和精巧獨特的構思所折服。”習近平曾撰文回憶。

當時賈大山正與人聊天，習近平靜靜地坐邊上等著。知道這個年輕人是新來的縣委副書記時，賈大山扭頭就說：“來了個嘴上沒毛的管我們。”這句話習近平記憶深刻，20多年后重回正定還曾提起。

這樣一句不算恭敬的玩笑，卻絲毫沒有影響習近平與賈大山成為密友。他們常常促膝夜談，談文學，談社會現實，談人生理想。談到凌晨兩三點，縣委大門已經上鎖，習近平就蹲下身，讓賈大山踩上他的肩頭，爬出大門。

這位摯交，也成為習近平在正定的重要助手。

正定歷史久遠，習近平熟讀縣志、史料，經常走街串巷，勘察古跡。他意識到，正定古建集中，交通發達，應該復蘇歷史遺跡，發展文化旅游。

賈大山是“正定通”，對正定現存的古建及文物情況知之甚多。經習近平推薦，非黨人士賈大山，從文化局下屬的文化館副館長，連升三級，直接上任文化局局長。

正定隆興寺是聞名世界的宋代大型寺院，更是一處國寶級文物。但年代久遠，損毀嚴重。若要全面修復，需要資金3000萬元。如此巨大的投資，是當時全國文物系統除了西藏拉薩布達拉宮項目之外的第二大工程。

習近平頻頻出面邀請國內權威專家前來考察評估，而賈大山則奔走於京城、省城和縣城之間，累得胃腸潰瘍，蜷臥在吉普車后座上。最終得到上級部門支持，落實巨資。

而這項浩大的工程，還需要征地60畝，拆遷60戶。經過千難萬難，隆興寺修復工程終於完成。

1983年，中央電視台籌拍大型電視連續劇《紅樓夢》，決定投資80萬元，尋找地方政府共建“榮國府”臨時外景基地。習近平希望將“榮國府”引進正定，並建成永久性建筑，與隆興寺形成一條旅游線。

其間《紅樓夢》劇組內部發生問題，需要追加投資，修建“榮國府”一事有告吹的危險。習近平立即給北京一位朋友寫信，請他出面協調。結果中央電視台同意一次性投資38萬元。習近平還向石家庄市爭取了資金支持。

1986年8月，在習近平離開正定一年多之后，耗資350多萬元、總建筑面積37000平方米的“榮國府”景區竣工。《紅樓夢》在此拍攝近兩個月，此后又有170余部影視劇在此拍攝。“榮國府”一度被譽為“東方好萊塢”。在20世紀90年代，“榮國府”年接待游客最高時達138萬人次，創下“中國旅游正定模式”。

習近平還很重視對正定縣的宣介。1984年10月，他邀請了《光明日報》駐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的記者站站長到正定參觀，並聘請他們為特邀信息顧問。

媒體總結說，在習近平主政正定期間，推進經濟改革、接待領導視察是兩件大事。在習近平審訂的《正定縣大事記1949—1983》中，17次涉及經濟改革，其中15次是在1982—1983年﹔23次重要的上級領導視察中，有10次發生在1982—1983年。

每逢上級來視察，習近平都是用正定的傳統飯菜招待，如扒糕、豬頭肉、餛飩、缸爐燒餅、蕎麥面饸饹。客人要是喝酒，就上正定的醉八仙、常山香。

“政治強人”如何才能經受住考驗

20世紀80年代中期，曾有一部名為《新星》的小說風靡中國，主角是一位年輕的縣委書記。據說，正定時期的習近平是原型之一。

“現在回過頭來想一想，如果說我們做到了什麼，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這一條。做到這一條並不是因為我們本事大，而是從心裡有一種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覺悟和願望，有這麼一顆誠心，試著去學、去闖。”習近平曾這樣感嘆。

談起當年的體會，習近平曾說：“當縣委書記時年輕想辦好事，老熬夜，經常是通宵達旦地干，因而差不多一個月得大病一場。”后來他感覺到這樣不行，就擺順心態，“內在有激情，但是還要從容不迫”。

“你手裡攥著千頭萬緒，攥著一千個線頭，但是一個針眼一次隻能穿過一條線。”習近平說，這句話讓他想明白了，此后每天工作到晚上12點就睡覺，第二天重新來過。

他的從容與穩健，日益成為一種鮮明的特征。摯友賈大山曾評價他是“含笑進取的改革者”——“他不是穿西裝的改革者，銳意進取而鋒芒畢露。讓人們接受歷史性變革的同時，還能優哉游哉地喝上一盅。”

歷史性的變革還在繼續，主導中國變革的接力棒則已交到經過層層歷練的習近平手中。

到2015年年初，當習近平面對前來受訓的縣委書記時，不僅要激勵他們投身矛盾重重的中國改革，更要警示他們不要淪陷於各種誘惑與風險——經過30余年的發展，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重要治理單元，縣一級的重要性愈發突出，而問題也空前嚴峻。

在中國現行黨政層級架構中，中央機構著力於國家發展的頂層設計，省級、地（市）級機構主要解決較大區域內的共同事務，唯有縣級機構有三個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接並落實上級政策﹔直接指揮地方治理﹔決定執政績效，影響公眾信任度。

縣委書記的權力究竟有多大？曾有人說，縣級工作，除了外交、軍事、國防外，國家各項事務無所不有。由於縣級與中央之間隔著市級和省級，處於政治地理邊緣，監督近乎真空，縣委書記權力集中，對當地政局支配力強大。同時，隨著縣域經濟實力的增強，縣級財政可支配的經費、重大項目日益增多。因此縣委書記完全可能集縣政府首腦、公司董事長和大法官於一身，成為權傾一方、獨斷專行的“政治強人”。

比如2004年因賣官被查處的安徽省一名縣委書記，一次常委會就調整了100多名干部。

習近平曾在文章中寫道，最難做的官是縣官，縣級領導必須有各方面的知識和很強的能力，否則難以勝任。

崗位重要，但風險也極高。在與縣委書記座談時，習近平曾提醒：“各種誘惑、算計都沖著你來，各種討好、捧殺都對著你去，往往會成為‘圍獵’的對象。”

事實上，多年來縣委書記已成腐敗重災區。比如，在腐敗案件高發的山西省，2014年查處的干部中，至少有17人是縣委書記或曾做過縣委書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中國政治改革要從縣政開始》一文中指出，縣域腐敗的根源，是縣政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總體制度上的邊緣化。他認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干部管理從“下管兩級”改成“下管一級”，縣政和中央之間的關聯變弱，縣委書記要見到中央高層領導人變成一件困難的事情。另一方面，很長時間裡，國家的重要政策很少向縣政傾斜。

鄭永年開出的藥方是：要建立中央和縣政的直接關系﹔黨的主要領導人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縣委書記和縣長的培訓和直接領導﹔中央財政轉移要向縣級傾斜，中央稅收也要向縣級分權。

他認為，一旦縣政改革取得成效，必然為中國整體制度改革提供堅實基礎和強大動力。

正因為縣委書記職責重要且“高危”，十八大后的首次縣委書記輪訓備受矚目，而習近平與受訓者的座談，更因為他本人的切身體驗而更有說服力。

其實，習近平從政之路上的“偶像”之一，就是20世紀60年代的縣委書記——為治理鹽鹼地、讓百姓吃飽飯而殫精竭慮，最終病逝的河南蘭考縣委書記焦裕祿。

他曾於1990年在《福州晚報》上發表一首詞追思焦裕祿：“路漫漫其修遠矣，兩袖清風來去。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這顯然寄托著他本人的政治理想。

實現這樣的政治理想，曾經依賴於不計代價的苦干，而今天，則要更多地寄望於改革的策略與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