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媒體報道，2015年年初，日本宗教團體“幸福的科學”曾派人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秘書處遞交了要求終止中國《慰安婦檔案》和《南京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相關材料，理由是“強征慰安婦”與“南京大屠殺”是戰后被虛構出來的產物。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這樣一個庄嚴的歷史時刻，作為曾經的戰爭策源地的日本，不去認真反思過去的戰爭罪行，而是百般抵賴與狡辯，道德上墮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感到既遺憾又憤怒。

　　一

　　大量的歷史資料印証了日本政府、軍隊推行“慰安婦”制度的過程與細節。日文資料除了吉見義明編輯的《從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年版），還有鈴木裕子、山下英愛、外村大主編的《日軍慰安婦關系資料集成》（上下冊，明石書店2006年版），以及日本女性和平國民基金的《政府調查“從軍慰安婦”關系資料集成》（1—5卷，龍溪書店1998年版）。韓國挺身隊對策協議會、挺身隊研究會出版的《被強擄到中國去的朝鮮人慰安婦》（三一書房1996年版），講述了許多被強征、誘拐的個案。

　　中國出版的《侵華日軍“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披露了中國各省日軍慰安所調查資料。符和積主編的《鐵蹄下的血雨腥風——日軍侵瓊暴行實錄》（3冊，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陳祖梁的《血霧迷茫——滇緬抗日及日軍罪惡揭秘》（雲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張雙兵的《炮樓裡的女人——山西日軍性奴隸調查實錄》（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展示了中國各地調查的進展。2014年吉林省檔案館所藏關東軍檔案和日本戰犯檔案的公布，讓人們了解了更多的日軍“慰安婦”制度的事實。

　　此外，台北婦女救援基金會主編的《台灣慰安婦報告》（台北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台日官方檔案慰安婦史料匯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版）等，反映了日本在台灣殖民地推行慰安婦制度的內幕。

　　多年來，不少受害者作為人証挺身而出。在中國大陸、中國台灣、韓國、朝鮮、菲律賓、東帝汶等，甚至是歐洲的荷蘭，數以百計的幸存者的証言，包括當地的歷史見証人，以及部分日本老兵，均証實了這一野蠻制度的存在，証實日軍以強迫、誘騙等手段強征“慰安婦”。這些被稱之為“慰安婦”的女性，沒有人身自由。在中國找到了數以百計的幸存者，她們在當時也沒有任何收入。有不少“慰安婦”戰時已被日軍迫害致死。

　　人証也包括來自加害者的供述與懺悔。日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鈴木啟久1954年7月口供：“1941年10月至1942年10月間，在天津唐山地區實施了經濟封鎖，……並在各駐扎地設立慰安所，抓了60名婦女作為慰安婦進行奸淫。”日軍第39師團中將師團長佐佐真之助1954年8月至1956年5月筆供： 1943年12月，在“荷蘭領屬東印度安汶島”，“強制的使用印度尼西亞婦女十數名，設立一個慰安所，供給日本兵士之用”。這足以說明，這些婦女在日軍控制下處於被奴役狀態。

　　上海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在中國各地進行了多年調查。在當年的日軍佔領地如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北京、天津、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雲南等地發現大量日軍慰安所遺址，在杭州、武漢、廣州、南京等城市均有數十個慰安所。其中上海能確認的慰安所有166個，是日軍在亞洲慰安所最多的城市。

　　在日本“慰安婦”問題上，國際社會已形成共識。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在美國、韓國、日本、加拿大等地舉行的各種聽証會，由歷史學界、法學界、社會學界、婦女界等的參與，推動國際共識的達成。199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率先提出報告，認定“慰安婦”問題就是日本戰時推行的性奴隸制度，是戰爭犯罪。2000年東京民間法庭審判活動，參與活動者上萬人，60多位幸存者匯集到東京，300多名記者參與報道。2007年，美國、歐盟、加拿大、荷蘭以及韓國議會紛紛通過譴責日本推行“慰安婦”制度、敦促其謝罪道歉的決議。聯合國各主要機構也通過相類似的決議，如2014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日本人權審查結論》報告，認為日本應該為二戰期間的“慰安婦”問題承擔責任。在英文語境中，Comfort Women 日益為Sexual Slaves所替代。2014年，中國以日軍留下的日文文獻為主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記憶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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