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畫傳》作者:改革者的心靈是相通的
《習仲勛畫傳》已由人民出版社在全國范圍出版發行。該書由中央電視台記者、國家一級編導夏蒙和陝西富平縣黨史研究室主任王小強合作編寫。夏蒙從2001年起開始收集整理關於習仲勛的文獻資料,他也是去年播出的6集文獻紀錄片《習仲勛》的總編導。近日,夏蒙就畫傳的寫作過程、出版經過、習仲勛個人經歷等接受了新京報的專訪。
習仲勛戰爭年代照片彌足珍貴
新京報:《習仲勛畫傳》收錄了近300幅圖片,這幾天,習近平1978年陪父親下鄉的照片受到大家關注。這些照片是怎麼搜集到的?
夏蒙:2005年,經過中央批准,深圳海天出版社就正式出版過一本習仲勛畫冊,這裡面收錄了很多他的家庭照片,只是當時印數很少,所以鮮為人知。
去年是習仲勛誕辰100周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了《習仲勛畫冊》。這兩本畫冊所選用的照片,有親屬珍藏的老照片,有新華社和中央電視台新影集團提供的照片,還有的是習老身邊工作同志所拍攝,這本畫傳所採用的大部分照片,來源與這兩本畫冊大致相同。
要說有所不同,就是有些照片是我們在拍攝文獻紀錄片過程中所收集的,具體點說,是從我們中央電視台新影集團的電影膠片素材中復制的。這部分圖片過去從未出現在出版物中。幸運的是,習仲勛在解放戰爭中留下的影像資料,在新中國的開國元勛中是比較多的。
因為習仲勛同志在解放戰爭中不僅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同時也是西北戰場上的重要軍事領導人,作為第一野戰軍副政委兼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在那一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撤離延安時,毛澤東起草電文中,最后一份命令是確定西北戰場的軍事指揮權,電文明確指出:陝甘寧區邊區各部隊“從即日起統歸彭德懷、習仲勛指揮”。這實際上是在解放戰爭一開始,就確立了習仲勛在西北戰場上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才能留下許多彌足珍貴的照片。例如書中那張習仲勛與彭德懷等在青化砭察看地形的照片就拍攝得非常生動。
新京報:目前已經推出了習仲勛、谷牧、任仲夷和項南4位改革元勛的畫傳,我看到你也是《項南畫傳》作者之一。相比起來,是不是《習仲勛畫傳》寫起來更難一點?
夏蒙:《項南畫傳》的寫作也是有難點的,熟悉改革開放歷史的朋友,隻要翻開項南的這本畫傳,就會理解為什麼有難點,這裡不再多說。
《習仲勛畫傳》的寫作和出版,都是按正常流程進行的,對於出版社來說,並沒有因為習老是習近平總書記的父親就有什麼特殊對待,都是按照有關規定按正常的渠道送審。但無論作者還是編輯,在寫作和編輯的過程中都覺得責任重大,這主要還是來自要面對讀者的壓力,畢竟人們對這本書的關注度可能會更高吧。
新京報:創作過程中,傳主家屬有沒有給出意見?
夏蒙:人民出版社作為我們國家最重要的出版機構之一,對領導人傳記一類的圖書有一整套既定的送審和把關程序,書稿最后要由有關單位對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進行審讀和把關。
當然,這期間也會爭取傳主親屬的支持和理解。比如,書稿就要交付印刷前,有一張習老會見文藝工作者的照片,我們一直認為其中一位可能是某位著名曲藝演員,可心裡又沒底,后來我們向習老夫人齊心同志求証,她一眼就認出,照片上的人物,一位是著名京劇演員果素瑛,另一位是程派著名青衣王吟秋。《項南畫傳》也是如此,許多照片的考証,我們都請教過項南夫人汪志馨同志。
“習老的一生有兩大亮點”
新京報:習仲勛一生經歷過戰爭的歲月,又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西北局和中央都擔任過重要職務,1962年之后蒙冤16年,后來參與改革開放,一生的經歷很豐富。給你印象比較深的是哪段經歷?
夏蒙:習老的一生有兩大亮點,第一,他是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建立的眾多根據地當中碩果僅存的一塊根據地。正因為有了這塊碩果僅存的根據地,中共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才有了一個落腳點,抗日戰爭爆發后,這塊碩果僅存的根據地又成為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奔赴抗日戰場的出發點,歷史學家總結為“兩點一存”,可以說,這是習仲勛與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寫下的非常重要篇章。
第二個亮點是習仲勛是中國倡建特區第一人。習仲勛在主政廣東時,率先向中央提出要讓廣東“先走一步”,“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可以說是他第一個拉開了創建特區的大幕,毫無疑問,習仲勛是一位堅定的改革者。2002年習仲勛逝世時,香港發過一篇報道,當時用的標題就是“倡建特區第一人”。現在看來,這兩大亮點是怎麼評價都不為過的。
“寬待”逃港曾被嚴厲責問
新京報:能否舉例講講,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習仲勛有沒有遇到阻力?他是怎麼做的?
夏蒙:1978年,習仲勛從中央調到廣東工作,中央給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阻止“偷渡外逃”。當時上邊對群眾往港澳偷渡一律稱作“偷渡外逃”,定性為“敵我矛盾”。習仲勛到廣東后經過實地考察調研,很快就發現這個現象背后存在隱藏著巨大的問題,那就是內地和港澳的差距太大了。
他堅決反對“偷渡外逃”這個說法,主張要把“外逃”稱作“外流”,因為偷渡者不是不要家鄉,而是向往更好的生活,何況香港、澳門也是我們的領土,隻要將來我們把經濟搞上去了,群眾生活改善了,這些外流的群眾還會回來。
他的看法和主張,在當時真是石破天驚。甚至有中央領導打電話嚴厲質問他。可以說,他將廣東的偷渡外逃現象定性為人民內部矛盾,一改過去圍追堵戴、抓捕關押的做法,採取教育疏導的方式,后來又干脆全部釋放了被關押的群眾,這都是頂著壓力,冒了很大風險的。新華社廣東分社的記者曾回憶說:我都替習仲勛同志捏一把汗,因為這個想法和中央差距很大,提議很堅決,這些話他敢說我都不敢寫。
新京報:你覺得鄧小平、萬裡、習仲勛、谷牧這批改革者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夏蒙:包括鄧小平、胡耀邦、葉帥、萬裡、習仲勛在內的許多改革者,他們的心靈是相通的。這體現在他們從來都是用自己的頭腦在思考問題,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一貫地堅持實事求是,也都清醒地意識到,改革是大勢所趨,不改革隻有死路一條。
“文革”中習仲勛與家人分別7年
新京報:因為小說《劉志丹》和“文革”,習仲勛曾蒙冤十六年,他晚年對這段經歷是怎麼看的?
夏蒙:習老是一個有勇氣、有擔當、有大智慧的老人。他不寫回憶錄,也不熱衷給自己寫傳記,但他卻非常關心如何正確地看待黨的歷史,關心寫出真實准確的黨史,雖然沒寫回憶錄,但他對一生經過的許多重大事件都有鮮明的態度,對許多人物有自己的評價,有些可見於他在一些重要會議上的發言、報告,有些可見於他公開發表的文章,通過對這些歷史文獻的研究,可以清楚地梳理出他的思想脈絡,他一貫的實事求是精神,也可以看出他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幾乎沒犯過“左”的錯誤,這是非常難得的。
新京報:《習仲勛畫傳》專門用了兩節來講述習仲勛蒙冤十六年的經歷,其間他和家人七年未見,再次見面認不出誰是近平、誰是遠平。這個細節是哪裡記述的?
夏蒙:這是習老的家人接受我們採訪的時候講述的。我們的文獻紀錄片裡也都播出過訪談的內容。他們一家人也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經歷了“文革”這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從這部畫傳中,讀者可以看出他們一家人都十分堅強。
1972年,習仲勛與家人分別長達7年,終於獲准可以去看望他的時候,齊心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子女召集在一起,特意在北京王府井中國照相館拍下了一張照片。從照片上齊心和子女們的微笑中,你完全感覺不到他們經歷過的苦難,隻有內心具有強大力量才能做到這一點。
新京報首席記者 關慶豐(首席記者關慶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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