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缺水狀況日趨嚴峻 發展急功近利釀惡果【2】

　　急功近利釀惡果

　　河北滄縣小朱庄村村民朱建勇，看到從地下抽上來的水散發著異味，並呈鐵紅色，驚慌莫名。村裡一家養殖場的主人稱，數百隻雞因飲用這樣的水相繼死亡。

　　監測顯示，村子附近的建新化工廠不僅向河流排污，還向周邊溝渠傾倒廢渣。這個發生在去年4月的生態事件，雖已過去一年多，但村民至今想來，仍心有余悸。

　　“過去我們滄州挖幾米深就能得到地下水，而現在一些地方要深入地下幾百米才能抽到水，有時即使抽到也是污染水。”當地一位基層干部說。

　　“水資源嚴重短缺、水環境嚴重污染、水生態嚴重受損，三者交互影響、彼此疊加。”環境保護部等七部門組成的聯合調研組在對京津冀地區生態環境保護問題開展調研后，如此評價當前京津冀地區的水安全。

　　“發達國家一兩百年工業化進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30多年的快速發展中集中顯現。”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充滿憂慮地說，“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

　　在一些地方的水源地，由於上游和沿岸保護紅線范圍內並未實施有效保護，水源地周邊垃圾遍地、礦山私採亂開，水面開發旅游、網箱養魚，水質遭到嚴重污染。還有一些企業將沒有經過處理的超標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水源污染。

　　隻顧眼前利益、注重一己之私——“扭曲的義利觀”是造成耗水過度、水質污染的重要社會心理動因。盲目拉高速度、片面追求GDP——“被污染的政績觀和發展觀”是危害水安全的重要現實“推手”。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王金南說：“在水環境形勢極其嚴峻的海河流域，各地都在發展鋼鐵、煤炭、化工、建材、電力、造紙等高耗能、高污染產業，隻顧發展，不管環境。”

　　全國政協委員、新疆師范大學副校長牛汝極說：“一些地方不顧水資源約束和水環境容量極限，不顧企業是否高污染高耗水，隻要是見效快、獲利多的項目就爭相上馬，以求短期內做大GDP。”

　　“九龍治水”的體制之困

　　水安全的危急狀況，有沒有人管呢？這又牽扯到“九龍治水”的體制因素。

　　資料顯示，目前長江流域已建水庫4萬多座，已建和在建水電站超過2400座。長江水利委員會有關負責人接受記者採訪時介紹，上游水庫群涉及多家企業，其調度和管理又涉及水利、電力、交通等多個部門。水庫調度運用大都各自為戰，在遭遇大洪水或干旱時，有時甚至會放大下游洪水或加劇枯水程度。

　　“在我國，跨行政區流域水污染事故時有發生，流域統籌協調不力的問題突出。”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說。

　　湖北經濟學院院長呂忠梅用三個“分割”來形容水安全保護立法難以落到實處的原因：一是流域管理上的“條塊分割”，二是區域管理上的“城鄉分割”，三是同一流域水源功能管理上的“部門分割”。

　　“這導致水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有效保護的多重負效應，不利於水資源的統籌、協調管理及可持續利用。”呂忠梅說。

　　為從根本上控制水質惡化，全國水污染防治費用節節攀升。“十二五”期間，全國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投入將達5000億元，年均1000億元。雖然國家投入巨大，但水污染問題依然久治不愈。

　　從1994年開始，養育了全國1/6人口的淮河流域，成為我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先導”。經過20年不懈治理，國家投入資金數百億元，才算遏制住淮河不斷加重的“病情”。2013年，淮河流域國家監測斷面中，水質為輕度污染。

　　太湖同樣因為污染問題成為全國重點治理的“三江三湖”之一。2007年無錫水污染事件暴發以后，政府先后投入800多億元資金治理，代價不可謂不大，然而，太湖水質仍然不容樂觀。

　　令人欣慰的消息是，環保部正會同有關部門緊鑼密鼓地編制《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並組織實施，重點是保護飲用水水源地、水質較好湖泊等高功能水體，消滅劣Ⅴ類等污染嚴重水體，加強飲用水環境安全保障，開展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和規劃考核斷面水質監測。

　　“為保障飲用水安全，制定專門法勢在必行。”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認為，飲用水安全管理法律體系亟待健全，應盡快制定《飲用水安全法》，對水源地、水輸送、水生產、水消費等都作出規范。

　　(記者 劉詩平 顧瑞珍 王敏於文靜 顧瑞珍 關桂峰 吳鍾昊 綜合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