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調移民大搬遷：10名干部搬遷一線殉職

　　路上的移民車隊。

　　基層干部徐虎在檢查移民新村的建設工程。

　　移民順利遷入安置點。

　　鐵原阻擊戰，為了阻擊聯合國軍對中國軍隊的追擊，63軍死守陣地。炮火山呼海嘯，從數裡以外看去，鐵原以南的半邊天空都變成了紅色。戰士們的臉被硝煙烤成了黑色，趴在工事裡就睡著了，敵人沖到跟前醒過來又打。一線部隊全都拼了刺刀。全軍的口號就是“人在陣地在，堅決守住陣地！”

　　這是朝鮮戰爭中最為艱難的一戰。而河南淅川縣九重鎮黨委書記徐虎，用它來比喻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保水質迎通水的最后戰斗。

　　最難的搬遷

　　生是香花人 死是香花鬼

　　渠首綠化、生態廊道、環境綜合整治、水質監測……不久前，南水北調中線工程通水前的第二個“百日會戰”打響了。作為渠首所在地的九重鎮自然備受關注。

　　每一周，至少有三撥工作組來到九重，監督檢查徐虎的工作，作為百日會戰動員大會中唯一一個鄉鎮黨委書記參會代表，徐虎感慨：“壓力太大了。”

　　然而作為一名普通的基層干部，以參與者、見証者的身份，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南水北調大移民那些玩命的日子，什麼硬仗都不在話下。

　　移民遷安工作中，有一個說法：河南移民看淅川，淅川成敗看香花。

　　那時徐虎還在香花鎮任黨委書記，對此感觸頗深。

　　從搬遷的人數上來說，香花鎮並不是最多。但從搬遷的難度上，卻是最大——香花富，當地的老百姓不願意離開這個靠辛苦打拼筑成的金窩窩。難中之難是劉樓村。

　　村裡的香花碼頭是丹江風景名勝的核心區，相當於香花鎮裡的“小香港”，所屬的劉樓村盡顯繁華。全村3057人，627戶。村裡光是20萬以上的私家車就80多部，運輸車輛200多部。

　　富足的村民說：我生是香花人，死是香花鬼，堅決不離開香花！

　　工作難做村支書主動請辭

　　徐虎清楚地記得，第一次他帶著村干部到安置地裴營。當地政府很熱情，要留大伙吃飯，結果人跑得一個不剩。一回來，劉樓村村支書就找到徐虎，交了一份辭職報告：我不干了，從我內心深處都不願意往這個地方搬，咋去做我老百姓的工作？做不成！

　　老百姓更是群情激憤：400多人圍了鎮政府。眼見要出事，徐虎撂下一句承諾：大伙先回去，香花的黨委政府絕對把你們安置好。安置不好你們，我這個黨委書記引咎辭職！

　　村裡，江邊，研究咋做群眾工作的會持續了整整一夜。農村工作不能死教條，書本上也沒有現成的答案。適應鄉土社會的“土”辦法最有效。第二天一早，分層面摸排，逐個突破的“土”方案出台了。

　　第一個層面鎖定村兩委班子——村干部都不同意，咋去做老百姓工作？咋樣做？一對一。村支部書記思想工作鎮黨委書記包。村主任文書的工作鎮長、人大主席包。以此類推。

　　立規矩讓移民搬得有尊嚴

　　徐虎說，老百姓不同意，主要是不明白這次移民的國家政策，並且從眼下，看不出列在計劃中的未來安置地的區位優勢。

　　他天天拉著村支書，見縫插針地講：網箱養魚，確實來錢快，但是由於嚴重污染水源地水質，2014年通水之前全部取締﹔江上的游艇，哪一天不掙個兩三千？但是為了保水質，整個丹江口庫區的水面，所有與水親密接觸的旅游項目也會全部取締﹔當時丹江口大壩的高程最高是海拔157米，到通水，整個海拔高程提高到170多米，不用再說人均種4、5、6、7畝地，一厘地也沒有，全部淹沒水下﹔為了保水質，農作物的種植將要實行嚴格的生產制度，不能用化肥和農藥，糧食肯定減產……分析到這一步，三年以后，眼下的優勢全部都要消失。相反，到了安置地之后，國家會給多重的扶植政策……

　　徐虎不停地說著，一面努力地抑制著心疼——他知道移民老百姓心裡的委屈，可這是大局。他能做的，是通過自己的協調，讓移民搬得有尊嚴。

　　他給所有鎮干部立了死規矩：在移民工作中不准採取行政干預的措施，誰敢逼老百姓，找些痞子混混恐嚇老百姓，採取強制的手段給移民房拆了，將移民送到安置地等，嚴懲不貸！

　　工作注定艱難，他怕老百姓一旦不願意，干部心煩了，失去耐性干錯事。

　　“移民不易，要離開祖祖輩輩的家，我們不能讓這28000個移民鄉親帶著失望帶著遺憾甚至帶著對我們這一級黨委政府的刻骨仇恨離開這個地方。”徐虎跟手底下的干部說。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老母親和兩個弟弟也走在搬遷大軍的隊伍裡。

　　苦口婆心村首富同意搬遷

　　苦口婆心，軟磨硬泡，天天“賴”在村干部家裡講政策。到點兒跟著一塊蹭飯，付10塊錢飯錢。整整七天后，兩委班子15個人，在確認書上把字簽了。

　　第二個層面村干部的親屬摸排。動員簽了字的村干部，承包自己的親屬﹔第三個層面，用五天時間把15個村民小組6個自然村的群眾領袖摸排出來——那些在家族中最有威望的人，做他們的工作﹔第四個層面摸排劉樓村在外工作，小有成就的人員：經商的成功人士，在政府部門、教育部門工作的等等……

　　村裡有個富豪趙福祿，投了600多萬在景區開賓館餐飲，生意火爆。一年掙個一兩千萬不成問題。不願搬：搬走了，這個已經小有名氣的賓館怎麼辦？

　　徐虎跑到鄧州市，跟分管市長、移民局長、裴營鄉的黨委書記，四個人坐下來“談判”：我們香花的趙福祿，搬到你這個地方，除了“普惠制”外，還要給他“最惠國”待遇，讓他享受你鄧州市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讓他能把漁家復制到鄧州，對於你們來講也拉動了經濟增長啊！

　　談判勝利，他又帶著趙福祿到了鄭州，找了一家設計院，來給他做了一個重建規劃。資金不足，又催著鄧州農村信用社給表態，協調解決發展資金。

　　后顧之憂解除之后，趙福祿簽了字。群眾領袖一簽字是個啥概念？家裡兄弟姊妹加起來總共27戶，全部簽字。部分觀望的老百姓說，趙福祿這麼富的人都簽了走了，咱還說啥？

　　冒雨入戶女干部掉進糞坑

　　記得最難勸說的老百姓，他們曾為了一個人，挖地三尺，跨省從好幾個縣找來了26個與他關系近的親朋好友，組成“勸說團”。

　　沒日沒夜地工作，最累的時候，徐虎和同事兩個人面對面坐著，卻累得不願意說話。他掏出手機來打字，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那段時間，徐虎把干部逼得緊，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欠了一大筆人情債。

　　一天，徐虎派干部下村給老百姓做工作。夜裡11點多，下起大雨。全村停電一片漆黑，找不到東南西北。地下泥濘打滑，一個女干部張書蘭，摸著黑走，一下子掉到露天的廁所裡。齊腰深都是糞水。同事打電話給徐虎匯報：書蘭掉到糞池子裡了，不中讓她找個地方沖一下回鎮上吧！

　　徐虎要張書蘭接電話：書蘭，如果現在是戰爭，就是拼刺刀的時候到了！無非身上臟一點，臭一點，戰爭年代，丟了性命你都不能給我后退。找一套衣裳換上，繼續入村，入戶！

　　談及這件事，徐虎突然哽住了。他說女干部在電話那頭跟他說：“沒的事書記，別說我今天是掉到糞坑裡，今天就是我這個腿絆斷，我都該去。”

　　就這樣，香花的搬遷工作順利完成了。2010年的9月29日，徐虎永生難忘。那一天他從香花鎮調任九重鎮做書記。已經搬走安頓下來的香花鎮移民，來了60多個人，提著他們種的綠豆、芝麻，趕到九重，隻為了看看他。那一年的新年，他收到了移民寄來的186張賀年卡。“老百姓買份賀年卡不像我們，有秘書去買來寫好，他會自己跑到郵政所去買呀。”徐虎說，不在基層，你就不知道老百姓有多好。他們是最知道感恩的一個群體，也是最容易滿足的一個群體。“他們敬官吶，這麼好的老百姓，我們必須要對得起！”

　　患難的戰友

　　入戶勸搬200村民圍住鄉長

　　“做百姓貼心兒女，當移民孝子賢孫。”徐虎的工作做到哪，這句話就成為哪裡的工作信條。

　　移民工作難，難在故土別離、親情割舍，難在安置對接、搬遷組織，一步一個困難，一步一道門檻。徐虎代表的是千千萬萬的移民干部。

　　如今在淅川，不同系統的政府干部見了面，即使不認識，隻要說參加過第幾批移民，立刻形同戰友，關系拉近。在他們的眼中，那是一場永生難忘的硬仗。

　　淅川縣大石橋鄉原鄉長向曉麗，下村去群眾家裡做工作。正月初六的晚上，大雪。她在群眾家，剛坐下不久，不知誰喊了一聲“鄉裡來抓人了”，群眾突然沖進屋裡，把她團團圍住。他們手裡拿著棍棒、石塊，屋裡、院外、路上，男女老少共有200多人。

　　一位老大爺大步上前摔碎了桌上的茶杯，“你還有臉坐在這兒喝茶？看看給我們安置的啥地方”！一位老太太也順勢抱住她的腿說：“你咋讓我們搬到那個地方，你壞良心呀！”突然，電燈被拉滅了，屋裡頓時一片漆黑，“啪”的一聲一個酒瓶摔碎在向曉麗腳下，一個木凳子重重地砸在了她的腿上，指責聲、叫罵聲亂成一片。一陣鑽心的疼過后，向曉麗讓人把燈打開。

　　燈亮的一瞬間，原本很委屈的向曉麗突然哽住了，因為屋裡一下子安靜下來。她看到的是一張張充滿期待的眼睛。移民鄉親搬窮了、搬怕了，他們除了能跟她撒撒氣，還能怎麼辦呢？

　　她咽下委屈和眼淚，拿出紙和筆，把群眾提出的要求，一條條認真記了下來。就這樣，送走了一撥又一撥，等到最后一個鄉親離開后，已是午夜兩點。

　　后來，根據群眾的要求，她和同事多次與安置地政府交流溝通，以最大的努力滿足了移民的要求。

　　一語成讖移民干部倒在搬遷現場

　　轟轟烈烈的南水北調移民大搬遷結束了，留下太多的感動、太多的感嘆。

　　在整個移民搬遷過程中，沒有發生一起移民重大傷亡事件，卻有300多名干部暈倒在搬遷現場，100多名干部因公負傷，10名干部倒下犧牲。

　　淅川縣上集鎮司法所原副所長王玉敏就在10人之列。通水在即，當我們回過頭去希望尋找他曾經為之奮斗的痕跡時，卻發現，除了一張並不清楚的証件照，在這個世界上，他什麼也沒有留下。

　　2011年6月16日，是淅川縣上集鎮白石崖村移民搬遷裝車的日子，凌晨三點多，王玉敏騎著自行車，趕到了20公裡外的移民現場。中午，氣溫高達40度，患有嚴重肺氣腫、渾身浮腫的王玉敏不顧醫生的叮囑，進進出出幫著移民抬家具、搬木頭、扛糧食。

　　一直忙到下午兩點才吃上午飯，所長王智紅看見，王玉敏的手抖得連菜都夾不住了。吃飯時，王智紅對他說：“明天就是天塌了你都要在家裡給我好好休息！”可第二天早上4點多，他又騎著自行車來到移民搬遷現場。“王玉敏，你不要命了？！”沒想到竟一語成讖，他說“沒事”的回答成了最后的告別。

　　追憶逝者曾錯過送亡妻最后一程

　　王智紅說，2008年，王玉敏的老婆已是肺癌晚期，可是王玉敏還沒日沒夜地往移民村跑。

　　那一年7月，王玉敏正在上集鎮魏營村解決移民糾紛，突然接到了親戚打來的電話，說他的老婆不中了。他從移民村趕到家中時，人已經永遠地離他而去了。

　　王玉敏曾跟王智紅說，老婆怨過他，最終陰陽相隔，他跪在地上，只是閉著嘴哭，兩隻手在地上摳出了血。

　　作為並肩戰斗在移民搬遷一線的同事，王智紅知道，王志敏一直在拼命。

　　常聽他說頭疼，他身上裝著一毛錢一包的頭疼粉，疼極了就吃一包。

　　為了給老婆治病，家裡債台高筑。老婆去世后，為了還債，他把家裡唯一的房子賣了。表侄女收留了他和他的全部家當：一張老式木床，一台不能轉圈的舊電扇，一輛破自行車，一雙穿得沒了顏色的皮鞋。

　　去世時，他的衣袋裡有30元錢，外面卻欠著10萬元的債。

　　王智敏說，生活如此艱難，但他從來沒有伸手向單位要過一分錢，從來沒有向大家訴過一句苦。騎著他的破自行車，跑遍了13個移民村，進村入戶宣傳移民政策，化解矛盾糾紛。

　　無言的豐碑

　　通水一刻歷史會記住他們的名字

　　和王玉敏一樣，永久長眠的還有：淅川縣香花鎮土門村組長馬保慶﹔香花鎮白龍溝村組長陳新杰﹔上集鎮魏營村組長魏華峰﹔香花鎮柴溝村黨支部書記武勝才﹔九重鎮樺櫟扒村黨支部書記范恆雨﹔上集鎮政府干部李春英、劉伍洲﹔滔河鄉政府干部金存澤﹔淅川縣委辦公室副主任馬有志。

　　他們不能和“戰友”一起分享通水一刻的喜悅了，但是國家不會忘記、歷史不會忘記，他們的名字、事跡和精神，在中國水利史上樹起了一座無言豐碑。(京華時報記者張然 王海欣發自淅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