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工作座談會發言全文【7】

用角色和觀眾交流

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 李雪健

“家鄉有個小石匠，參加土改入了黨，頭戴竹葉帽，身穿百姓裝，穿著草鞋干革命，創建了滇西大糧倉。一身泥一身汗，大官他不像，像什麼？像，像個種田郎。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坐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鑽山溝溝……”我一直記得這首2011年拍《楊善洲》時聽到的當代百姓編的歌謠。

說老實話，我初到楊善洲的家鄉雲南保山時，心裡是揣著個問號的：“楊善洲是個好人，但是好人會好到這個份兒上？”到了保山，我和他的家人、他共事過的人、他的朋友交流，看到他留下來的東西，我為自己曾經的問號感到羞愧，甚至恥辱。一個人做一件好事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情﹔一個人做一天的好黨員，容易，做一輩子的好黨員，難。楊善洲做到了。我最深刻的感受是，這樣的人越多越好。

作為演員，我們想說的話都表現在人物上、角色上。

拍電影《焦裕祿》，當地百姓做群眾演員，有些場景都不用導演說戲，他們就知道拿什麼道具、怎麼做，給他們報酬，一分錢不要。有一場戲，群眾演員都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他們一直陪著我們拍戲到天亮。他們對焦裕祿的感情讓我記憶深刻。每當我想到演過的這些人，就會想到一首歌，《共產黨員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焦裕祿》《楊善洲》這兩部電影都是在他們工作生活的土地上拍攝的，我對此深有體會，“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裡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焦裕祿、楊善洲就是這樣。

演員是一種職業，我們這個職業就是創作人物，而且是鮮活的人物。通過人物，讓觀眾感受到假惡丑和真善美。但是演員需要明白一點：人物，不是演員一個人的，是集體創作，而且有些人物在現實生活中就很有影響。我就屬於沾了人物的光。“苦和累，都讓一個好人焦裕祿受了﹔名和利，都讓一個傻小子李雪健得了。”我發自內心這麼想。對此，作為演員千萬不能自我膨脹。我有一段時間走紅地毯、簽名，腦子也熱過。回頭看，我悔呢！1999年，電影《橫空出世》獲得政府獎，我自己不滿意：當時為什麼想不到減肥呢？我演《焦裕祿》，一個月減掉20多斤——出了名了，怎麼就想不到了呢？我為此感到羞愧。

拍電影《橫空出世》，我接觸到總裝備部的很多精英，如果說他們付出的是100，那麼他們得到的回報是1，太不成比例。拍完這部戲，我很受觸動，他們太了不起了，所以又參加了反映中國航天測控人生活的電視劇《中國軌道》的拍攝。拍攝進行到一小半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得了病，當時就想我寧肯死了，也不能讓這個戲夭折。整個劇組從西安拉到北京，我堅持了一個多月，把戲演完了。休養了兩年后，我重新拍戲，每次在劇組吃盒飯時，我都覺得特別幸福，因為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價值，我在為觀眾創作。

近些年來，文藝事業蓬勃發展，但出現很多亂象。從個人來說，是一些演員經不起名利的自我膨脹﹔從社會來說，是環境提供了讓他們膨脹的土壤。比如不管明星做了什麼，粉絲都歡呼鼓掌，好壞、黑白、是非不分，這是不應該的。文藝界出了丑聞，最受影響的，也是這些粉絲，他們中有些人青春年少，世界觀、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定型，要注意對他們的正面引導。還有一種怪現象，就是有些作品觀眾一邊看一邊罵，創作者一邊挨罵一邊還掙著大錢。這樣的作品是有經濟效益了，但是社會效益呢？應該加強對這種作品的外部監管和制約。

演員這個職業不輕鬆，想做好了不容易。我們趕上一個好時代，要珍惜演員這個名號。在舊社會，演員是戲子，讓人瞧不起，新中國把演戲變成職業，優秀的演員還能成為藝術家——文藝工作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文化是我們民族的血脈——這是對我們最大的認可和鼓勵。

最近，我在拍攝電影《遠方的河》，反映上海知青金訓華為救物資、救小兄弟而犧牲的真實事跡。為此，上海一家電視台找到當年被救的人，這位已是60多歲的老人最初拒絕上電視：他怕被罵借英雄炒作自己，更怕英雄的在天之靈受委屈，因為這樣的節目會有多少觀眾關注呢？但是欄目組和攝制組感動了他。做有情懷的作品，塑造有生命力的人物，這是我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