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醞釀大變 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將轉向應用型

　　　近日，一則“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將轉向應用型”的消息頻現報端。這一被教育部相關負責人稱作“高教領域革命性調整”的改革，被寄予了“終結大學生就業難、企業用工荒的‘冰火兩重天’”“打破高教同質困局”等眾多期待。13日，一份新鮮出爐的《2014年教育藍皮書》更是將“轉型”推至“花開逢時”的關頭——數據顯示，2013年地方本科院校初次就業率僅為75.4%，低於重點本科的75.5%和高職高專的78.1%。

　　面對全國近半數高校都要轉型的“大動作”，也有人發出提醒：要汲取此前高校“一哄而上”擴招、升本的教訓，謹防轉型只是教育部門的“一廂情願”而致“強扭的瓜不甜”。

　　轉型，究竟源自何種需求？轉型過程中，又需要邁過哪些“坎”？

　　就業結構失衡，“倒逼”部分地方本科“非轉不可”

　　對於此次轉型的關注，源自教育部副部長魯昕此前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的一次發言：“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將向應用技術型轉，向職業教育類型轉。”

　　據統計，我國目前有1055所非“211”地方本科院校。有研究顯示，地方本科院校、特別是1999年以來的新建本科院校，因為與重點大學沒有差別的辦學定位，已連年面臨就業率低、專業對口率低、就業質量不高的生存窘狀。

　　教育部發展規劃司副司長陳鋒對不少地方本科追求“高大上”的辦學沖動深感擔憂，“按照社會需求，研究型大學應是少數，經濟社會發展更需要大批的應用技術型人才。現在的大學生就業難實際上就是高教結構失衡的重要表現。”

　　在此背景下，地方本科轉向應用技術型大學也被視作高教結構調整的切入點。幾經動議，終於在2014年被寫入教育部年度工作要點——“研究制訂關於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發展的指導意見，啟動實施國家和省級改革試點，引導一批本科高等學校向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4月底，教育部在河南駐馬店市召開首屆“產教融合發展戰略國際論壇”，最重要的議題就是研討“如何建設中國特色的應用技術大學”。

　　“我國產業領軍人才、高層次技術專家和高技能人才嚴重匱乏。”中華職業教育社總干事陳廣慶則從“產業結構升級”的角度看待此次轉型的迫切性。他給出了這樣一組數據：在電信行業現有高端人才佔全行業專業技術人才的比例隻有0.14%﹔海洋領域，在世界海洋專家數據庫中登記的專家不足百人，不到全球總量的1%，隻有美國的1/12﹔在電子信息產業中，高級技師佔技術工人比例僅為3.2%，而西方國家一般都在20%—40%之間。

　　“目前，歐洲發達國家應用技術型人才與學術型人才培養的比例一般在8︰2，這與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需求的結構是相吻合的。”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理事長孟慶國介紹，“21世紀的金融危機重挫各國的虛擬經濟，以高水平的技術創新為實體經濟的德國、瑞士、荷蘭等國家則應對自如，其背后是合理的高等教育結構和完整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支持，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應用技術大學所提供的人才資源和技術服務支撐，對實體經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職業教育‘低人一等’”觀念成轉型最大“絆腳石”

　　盡管轉型的方向已形成共識，但在實際操作中，依然面臨著諸多挑戰和障礙。

　　“好不容易升了本，誰還願意和職業教育沾上邊兒？”一位參加“產教融合發展戰略國際論壇”的專家告訴記者，長期以來，職業教育“低人一等”的尷尬處境讓“談‘職’色變”成為轉型的最大“絆腳石”，“一所民辦專科院校剛剛升為本科，校長在學校大門口附近挂上一個‘辦成應用技術型大學’的大牌子，結果受到校內眾人聲討，‘都成本科了，還要辦成應用型？要建設高水平大學！’校長隻得摘掉這個牌子。”

　　另一位不願具名的地方本科院校負責人則干脆表示：“要是轉成應用型本科，還能勉強接受。要是轉成職業技術學校，估計沒多少願意的。”

　　“有覺得痛快、痛苦的，但更多的是彷徨觀望的。”陳鋒也毫不諱言學校阻力的存在。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劉振天將這種心理稱作“轉型恐懼症”：“重學輕術、重理論輕實用的傳統根深蒂固，高校都願意往學術研究方向靠攏，離實踐越來越遠。高校的專業、課程、師資、資源、評價等，都按照學術型要求配置，甚至學校的教學空間（如教室桌椅擺放）也是按照學術形態布局。這種模式已經固化，形成了學術生活的常態、習慣和定勢。”

　　恐懼的背后，則更多地反映出與轉型相適應的配套改革的遲滯。

　　“如果只是在文件上落實了分類辦學，評價體系、撥款體系還是向學術型、研究型傾斜，有幾所學校能真心實意地轉？”某地方本科高校負責人告訴記者，不少新建本科院校升本后都按照學術型、研究型的模式建構，目前還有300多所沒能完成本科評估，此次轉型難免讓其有被“撕裂”的感覺，“原來的體制下，要想發展就必須去搶碩士點、博士點、重點實驗室。如果評價體制、上級考核、財政撥款不跟著轉，隻能欲速則不達。”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把關注點放在了更為具體的問題上：“轉型不是簡單的概念轉換，而是要求學校在師資隊伍建設、課程體系設置、人才培養模式、與企業的合作方式等方面進行全面轉軌。這是一個相當浩大的工程，如果政府在這上面沒有准確定位，很有可能跑偏。”

　　“頂層設計和配套措施必須清晰明了”

　　地方本科轉型，到底應該怎麼轉？轉型的標准又是什麼？

　　陳鋒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組織人員加快建設“應用技術類高校的標准體系”，完成后即向社會公開。記者隨后查詢得知，目前教育部尚未就此次普通高校的轉型改革出台具體政策性文件，而在教育部相關領導的公開表述中，既提到過“應用型”一詞，也闡述過“職業教育”這個概念，最后到底如何定義，還不得而知。

　　“討論應用型，不應該在定義上做文章、去糾結，而應該看到其本質。應用型最重要的內涵是讓我們培養的學生更符合社會的需要。”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強調，“應用不代表低水平﹔面向職場培養人才也不是低水平﹔強調應用研究更不是低水平。大學的辦學水平不是體現在辦學定位上，而是體現在服務於定位的水平上。”

　　“新建本科院校發展如果定位在應用技術大學，那是否意味著一大批非工科院校和專業要被裁撤？如何制定人才培養方案？發展定位又應當由誰來確定？”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拋出了一系列的疑問。更多的地方院校負責人也指出，“轉型的頂層設計和配套措施必須清晰明了，不能含糊其辭”，“上級部門應對分類管理與考核、專業設置、專業學位授予、經費支持等關鍵問題上有明確導向，使地方院校通過政策導向逐漸明晰改革的方向﹔在分類辦學的理念下，必須注意分類撥款、分類評價制度和機制建設。”

　　“具體如何轉型，應由學校自主決定。如果隻有政府的積極性，而不注意學校的自主性，很可能隻有表面上的轉型，而無實質的變化，轉型后的地方本科院校，由於在師資、課程和人才培養模式上沒有調整，難以培養出高素質、有特點的職業技術人才。”熊丙奇說。

　　“歐洲發達國家應用技術大學的建立，無一不是在政府主導、行業企業積極參與、學校主動轉型發展中實現的。因此，我國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不是單項改革措施的簡單相加，也不是簡單的更名，而是整體性、系統性的改革。”孟慶國也贊成這樣的觀點，“一是確立應用技術類型高校在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二是加強對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政策引導和宏觀指導﹔三是建立科學、規范的分類評估制度﹔四是加大對應用技術大學的經費投入﹔五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六是各級政府為行業企業參與合作育人提供法律、法規和機制保障﹔七是在國家框架下開展應用技術類型高校國際合作﹔八是加強應用技術型人才培養的理論研究。”（記者 鄧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