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醫療應急機制是如何運轉的

    緊張的氣氛一刻也沒有遠離昆明市第一人民醫院。“3·01”嚴重暴力恐怖事件之后，這裡接收了最多的傷者。在醫院的走廊裡，那些剛剛經歷了驚魂一刻的受害者躺在臨時搭建的病床上。他們的名字被印在一張A4紙上，貼在了身后的牆上，這是他們的病人信息牌。

    盡管資源有限，醫院仍為傷者制定了一對一救治方案。除了當地的醫務人員，與傷者一同“作戰”的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醫療專家。

    昆明“3·01”嚴重暴力恐怖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國家衛生計生委已從北京、上海、成都、廣州、武漢、長沙等地12所醫院抽調27名醫療專家趕赴昆明。這些專家來自北京協和醫院、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等醫療機構，其專業領域涉及重症醫學、頜面外科、骨科、神經外科、心理危機干預等。抵達昆明后，專家們對傷員作進一步的傷情評估和判定﹔制定傷員個性化治療方案，並成立專門的救治小組，為每一位傷員制定詳細救治方案。

    “在災難面前，如果說軍隊筑造了‘綠色長城’，那麼醫務工作者就在構建‘白色長城’。”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陳秋霖說，“我們應該記住沖在第一線的還有這樣一支白衣隊伍。”

    拿“槍”上“戰場”

    3月2日上午10點30分，北京積水潭醫院的ICU主任周寧和創傷骨科醫師趙剛接到趕赴昆明救助傷員的通知。飛機於下午1時20分起飛，除去去往機場花費的時間和候機時間，留給他們的准備時間並不多。

    “我們醫院有兩組應急小分隊，隨時召喚隨時上。”積水潭醫院宣教中心主任梁學亞說，這個每組20人的應急小分隊，必須保持全天24小時手機暢通，他們的隨身物品放在醫院，以防情況緊急時，來不及回家取必備的生活用品。“他們有個隨身背著的小包，一般包裡放著身份証、駕照還有換洗內衣、剃須刀之類的生活用品。接到命令之后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准備一下，如果來不及就直接拎包去飛機場了。”

    當派出的醫務人員較多時，醫院還要立即為他們准備急救物資。比如統一的救援服裝、夏天防蚊虫叮咬的藥水、防暑藥品以及感冒藥。“派的人數最多的一次是汶川地震，連續派了五次，一次有十個人左右。”梁學亞說，“很多病人的皮膚在地震中被砸爛之后很難治療，正好我們有燒傷科專家，他們是專門修復皮瓣的，燒傷科大夫在前線立了大功。”皮瓣的修復是后續手術的基礎，能降低感染率、致殘率和死亡率。“皮膚的問題貌似簡單，實際上對於后期的手術、病人的康復、功能的恢復來說，它是最最重要的第一步。”

    除了派出人員，必要時支援隊伍也會帶去設備。醫院要為他們准備好心電圖機、呼吸機、除顫機等。“我們的心電圖機和除顫機都是24小時帶電的，否則到了當地再充電來不及。醫院有兩套設備，醫務部有一套，醫療企業科有一套，拿走一套還有一套。”梁學亞說，這些設備就像上戰場時帶著的“槍”。因為這次事件發生在昆明市裡，周邊有比較大的醫院和醫療設施，不需要醫生帶設備過去。但是如果前往偏遠的地震災區，就需要醫院派車輛，帶著設備和藥品“上前線”。

    梁學亞回憶，這套應急機制在積水潭醫院已經至少存在了十年，在汶川、玉樹、雅安地震發生的時候都發揮了作用。每遇重大突發事件，國家衛生計生委會根據事件發生當地衛生部門反映的情況和需要專業種類的不同，與各個醫院取得聯系，下達任務。

    這次接到通知，積水潭醫院從應急小分隊裡根據年資、經歷和個人情況挑選出適合前方需求的兩位專家，他們當日下午5時30分到達昆明。到達之后馬上給病人做檢查，直到晚上10時多，一共醫治了6位重病患者和兩位危重病人。

    應急小分隊的其他人員也在待命。“后期如果有病人的皮膚出現問題，我們院的燒傷科醫生可能還要過去。刀傷和地震的砸傷不一樣，刀傷相對更好處理一些，但是如果傷口太深傷到神經、肌腱，會比較嚴重。”梁學亞說。

    “應急預案”是醫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與積水潭醫院的醫生乘坐同一航班飛赴昆明的還有北京大學第一醫院的一位專家。他的另一位同事接到通知時正在進行手術，待手術結束后乘坐當日下午6時20分的飛機飛往昆明。“因為走的時候是交通擁擠的高峰期，醫院沒能派車把專家送到機場。專家是自己擠地鐵到飛機場的。”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長助理王平說。

    在王平看來，所謂的“應急預案”是醫院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安排哪一個醫生坐門診一樣，每一個科室都有排班，發生突發事件的時候，需要什麼科室的醫生我們就直接抽調過去。如果第一個醫生被派出去之后再有事情發生，后面仍然有醫生准備著。”

    “在醫生走后，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關於如何完成這個醫生本來工作的應急預案。這時，其他醫生和護士就要承擔更多的工作，醫生都是24小時待命的。在趕往地震前線救援的時候，我們的專家都是背著帳篷走的。”王平說。盡管醫生在遇到突發事件的時候可以找借口推諉不去一線，但是多年來，遇到這麼多突發事件，王平從沒見過一個醫生或者護士臨陣脫逃。“因為這是我們最基本的職業道德。”

    北京安定醫院也派出了心理救援專家。“我們有個心理危機干預隊伍，在突發事件之后，第一時間接到任務就會派出比較強的力量去支援。”安定醫院宣教中心主任姜虹芳說，這支隊伍在2007年底2008年初醞釀成立，在“4·28”膠濟鐵路事故、“5·12”汶川地震等一系列事件中發揮了作用。目前整支心理危機干預隊伍已有近30人。

    “非典給我們國家帶來了一些變化。我們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把公眾的健康作為首要關注的問題。”中國青年報記者從國家衛生計生委應急辦（以下簡稱應急辦）了解到，醫療應急系統從2003年開始加緊建設，目前已逾十年時間。

    在法律層面，國家已頒布《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在制度上，應急辦建立起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的管理體制。事情發生了誰來管？誰來牽頭？有時並非全歸“衛生”管，需要各個方面綜合配合。應急辦有關人士說，“昆明事件發生后，國務院成立一個小組趕赴一線，‘衛生’只是這個小組裡的一個部分。像疫情這樣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可能是我們牽頭做，昆明事件不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它由政法安全部門牽頭。因為涉及到人員傷亡所以需要我們參與進去。”

    此外，分級管理意味著一個縣裡、市裡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並非都需要國家來牽頭，屬地管理也是應急管理體制的一部分。應急辦開展了國家衛生應急綜合示范縣建設的工作。主要是為了加強基層的衛生應急管理水平。應急辦有關人士表示，“因為任何一個突發事件都是在一個點上發生的，這個點的歸屬一般不是國家衛生計生委而是某一個縣甚至是縣以下，但是行政能力上還是要從縣抓起。所以要把基層的衛生應急管理水平提升上來，要能夠作出判斷，能夠做初步的處理，與公眾和媒體進行准確的溝通。”

    應急辦強調，部門之間、區域之間、國際之間的信息溝通和協調聯動非常重要。“就拿這次H7N9禽流感來說，我們聯防聯控機制就在發揮著作用。首先我們確定這件事情發生在哪一級，是要啟動部內的還是部門間的聯防聯控，最后需要農業部門、財政部門、林業部門參與進來。”

    有時，應急系統需要技術上的支持。目前應急辦已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對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實現實時監測。“非典的時候，一些病例我們是很難找到的，現在我們有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實時監測系統，比如H7N9的病例在哪個地方發生了，我們在總指揮部裡是可以實時了解的。”

    目前，國家衛生計生委組建了35支國家應急衛生隊伍，已經初步實現了隊伍的機動化、裝備攜行化、醫院的車載化、自我保障化。“當地已經發生了自然災害，救治能力很差，可能沒有水沒有電，怎麼開展手術呢？現在我們的應急隊伍是移動的醫院、車載的醫院，打開就可以開展手術，而且可以保障衛生應急隊伍的食宿供給。”應急辦工作人員介紹。

    “白衣長城”也需保障

    “我國目前的醫療應急機制比較成熟。公立醫療體系在建立之初，就一直承擔著應急救治的功能。這恰恰是公立醫院本身定位上的重要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陳秋霖說到。“災情就是命令，其實就像軍事化一樣，在緊急關頭，機制需要運行起來，沒有什麼可以討價還價的，也不是政府購買服務能夠解決的。在這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這樣一個能夠發揮作用的公立醫院體系對於我們整個國家、社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陳秋霖提醒，這支應急隊伍應該有一個更加合適的配套機制。因為一些行動會涉及到資源的劃撥和補償，如果缺乏配套機制，將不利於這支隊伍的正常運行。“之前發生過類似情況，一些醫院參與了應急救治，但是事后的補償並不那麼到位，這是我們常常忽略的問題。不應該由單獨的單位承擔成本，應該有相應的公共財政安排，這就涉及到用什麼樣的財政機制來更好地支持這支應急隊伍。這需要政府認識到機制的可持續維護問題。”

    “國家能不能從物資上給予我們支持？醫療設施都是我們自己花錢買的。有了物資支持，設備能更先進一點，隊伍也能加強培訓，這樣他們在前線的作用可能發揮得更好。”積水潭醫院梁學亞說出了醫院的訴求。

    在突發事件現場，醫務人員職業的防護、人身安全的維護也很重要。梁學亞另外一個比較擔心的問題是前線醫務人員個人的安全。“我們的專家上前線救治傷員也有危險，有沒有人身保險機制？如果我們的專家真的出事了，有什麼樣的賠付機制？傷員雖然在后方救治，但是像地震發生的時候，后方也是災區，也有余震。甚至有的時候專家需要進到震中去搶救傷員，那就更危險了。”梁學亞說。

    “我們應該把他們的風險降到最低，把損失降到最低。如果出現問題就應該有相應的補償和安排。當然我們也有一些榮譽機制和制度安排。但是這些在現實的社會中還不能完全發揮作用，有可能的話還是應該加大保險的力度，這是非常理性的訴求。”陳秋霖回應。

    “現在醫療改革所考慮到的是未來公立醫院如何定位，到底要保留多少、如何布局的問題，更多是從看病就醫的角度考慮。但是這支應急隊伍是我們的‘白色長城’，這個機制必須站在國家層面考慮。”陳秋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