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房托管，能阻斷醫藥合謀嗎

    近日，康美藥業的四則公告引起了廣泛關注。在這些公告中，該公司宣稱，其分別托管了普寧、惠來、通化、本溪等地的80多家醫院的藥房，負責醫院所用的所有藥品的供應和集中配送。

    藥房托管算不得什麼新聞。十多年前，三九醫藥集團就曾在柳州嘗試過。可是，在新的形勢下，這種模式正被賦予探索醫藥分開改革的重任。故諸多目光紛紛飄來，而不止於証券分析師。人們期望，通過藥房管理者的變更，阻斷醫藥合謀，從而令虛高的藥價低下頭，讓大處方無處遁形。

    問題是，藥房托管真能一“托”就靈嗎？

    所謂“藥房托管”，是指醫療機構通過契約形式，在藥房的所有權不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將其藥房交由具有較強經營管理能力，並能夠承擔相應風險的醫藥企業進行有償的經營和管理。

    長期以來，中國的醫院多以技術為綱——醫院的管理者都是治病拿刀的能手，職業經理人鮮有在冊者——經營管理不為其擅長，各個環節的低效內耗頗為常見。因此，它有招攬“外援”的需求。加之，新醫改實行藥品零差率后，藥房收入部門的角色轉變。醫院將它的經營權有償轉讓，更能降低成本保証利潤。而經營管理乃是醫藥企業的長項，將此輸出給醫院，分得一杯羹，也算是不錯的買賣。更何況，借助此種模式，醫藥企業能夠獲得優質終端資源，豐富自己的醫院渠道。如此，雙方樂得牽手。

    証券分析師顯然看到了這一點。申銀萬國在股評康美藥業時稱，無論是收購醫院還是藥房托管，康美的盈利模式是醫藥主業與醫院的緊密互補﹔醫藥商業通過藥房托管擴大市場份額，依靠醫藥工業（中藥飲片、化藥業務與中西藥房對接）提高自主銷售產品的盈利能力，進而增強對上游企業的議價能力、對下游優質醫療資源的吸引力。因此，對其給出“買入”評級。

    而國家衛生計生委新聞發言人姚宏文不久前在新聞發布會上回應“藥房托管”現象時表示：“部分地區將藥房從門診剝離這一現象，對於切斷醫療衛生人員和藥品之間的直接利益關系將起到一定的作用。”摸索公立醫院改革的突破口，打擊商業賄賂，這是決策部門支持藥房托管的一貫初衷。這一初衷在當年的南京模式中更是直接得到了體現。

    2006年2月，南京市紀委牽頭，令全市13個區縣的大部分醫療機構將藥方托管給南京醫藥、揚子江藥業和國盛藥業等企業。紀委說得很清楚，此舉意在“繼續深化衛生行業專項整治、遏制收送回扣、紅包、開單提成、亂收費等醫藥購銷和醫療服務中的不正之風”。

    在決策者眼中，藥房托管出去，醫藥合謀自然而然就破產了。因為受托企業也要追求利益，當然會精打細算，減少中間環節，尋求物美價廉的藥物，加之本身是業內中人，熟悉行業的底細，在採購博弈中也有施展的空間。而醫院不再直接管理藥房，醫生和藥品的直接關聯至少在形式上被隔斷了。沒有利益驅動，醫生的大處方也就沒得開了，藥價降下來了，老百姓的負擔也就減輕了。

    藥房托管被各方都寄予厚望。但由於各利益相關方的目標並不一致，效果到底如何？一方面企業、醫院要獲得更多利潤，另一方面政府、公眾要求藥品降價。怎樣讓各方盡可能滿意？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更是讓人捏了一把汗。南京市的實踐在前期頗叫好叫座，但最終仍歸於黯淡和沉寂。2005年，國盛藥業從雨花台區中醫院退出，而后揚子江藥業也退出。南京醫藥2007年被曝出僅此一項就虧損過千萬元。

    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恆鵬認為，對醫藥企業而言，並非所有藥品都是高利潤。而且，企業還必須保証物美價廉。因此，在藥品成本較高，還要返給醫院費用的情況下，企業盈利空間有限。如此，醫藥企業唯有通過更換藥品來謀求高利潤。一旦醫藥企業擁有更換藥品的權力，醫藥企業便會更加鼓勵醫生開大處方、賣高價藥。若醫療機構的藥品採購和銷售壟斷地位不被打破，藥房歸誰管理都一樣。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稱，表面上看，藥房托管切斷了藥品與醫院的關系，但實際上，醫生處方與藥品銷售的利益鏈並沒有消失，反倒是醫院為了保持藥房托管前的藥品收入，會更加趨利。醫生會繼續利用處方權進行尋租。所以說，藥房托管是“醫藥分開”自欺欺人的形式主義表現。

一些醫生也表示，“處方筆在醫生手中，藥房托管到哪裡又能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