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因拆遷成百萬富翁 每戶免費分數套房

　　記者回鄉記

　　又是春節，再次回到故鄉。

　　沒有新聞選題，沒有採訪任務，有的只是和家鄉、親友一年一度的親密接觸、閑話家常。

　　故鄉的日子、親友的生活，雖上不了頭條，但卻可以從中看見最真實的中國。

　　陝西

　　故鄉財富故事 “拆二代”的幸福生活

　　王群|陝西西安

　　久居城市，少回老家。大年初五，相約大姑家。

　　“前年拆遷完后，老二在老家附近租地蓋房又栽樹，后來還買了車﹔老大和幾個同學每人15萬元，開了一家汽配門市，都有收成。”大姑父是老實庄稼人，見我就夸他的兩個兒子。

　　一直以來，大姑家給人的感覺就是人少事多，總是大人住院小孩生病，日子過不到人前。但2012年，大姑家趕上一個大項目征地拆遷，多少分點錢，日子方才有所轉變。

　　“並非拆遷有錢這麼簡單，你們年輕人還是要多折騰。”大姑話更多。

　　大姑告訴我，以前娃們想干個事，苦於沒錢，也不敢跟人借。拆遷后，每個人頭分到12萬元左右，於是大表弟就跟幾個同學一商量，每人集資15萬，在西安城裡開了家不大不小的汽配城，頭一個月每人就分到8000多元利潤。這都開了快一年了，年三十一盤算，每人掙了7萬多塊，大概2015年春節前后就能收回本錢！

　　而二表弟更有生意頭腦，他用分到的征地款先是在鄰村租地栽樹，很快就有人來買樹苗，倒手就掙了3萬多，前后兩個多月﹔后來又租了地蓋房子，再出租給別人做廠房，每月坐收近萬元房租，半年前買了一輛小車，並用掙到的利潤再做苗木花卉生意……

　　我見到二表弟的時候，是在初五的下午，據說上午到鄰縣看樹苗去了，還順道給生意上的朋友拜了年。他告訴我，今年9月份開學時，打算讓他的兒子到縣城上小學。“打聽過了，一年也就一萬多塊，負擔得起！”

　　當天並沒有見到大表弟，因為他們大年初三就開門營業了，據說過年時的生意比平時好很多，掙錢要緊。

　　大姑家華麗轉身了！這讓我高興不已！

　　“下午沒事跟我轉轉？看看我栽的樹。”二表弟的邀請難以拒絕。半小時后，踏著小雪，一片近10畝的白皮鬆和紅葉李出現在眼前。“這批是臘月前后栽的，趕著咱這片的大開發，估計很快就有人買走了，到時能淨落10多萬！” 邊走，二表弟邊介紹，“以前都說拆遷不好，實際上，眼光遠點，用手上的拆遷款，能干好多事。還要感謝區政府把這麼好的項目引進到咱興隆，老百姓得大實惠了！”

　　二表弟所謂的好項目就是2012年落戶西安市長安區興隆街道的三星電子閃存芯片項目，當時征地1萬余畝，拆遷群眾1萬余人，是建國以來落戶中國西部的最大的海外項目。由於當時對拆遷群眾的賠償、安置政策優厚，該項目前期拆遷、落地建設隻用了不到半年時間，創造了全國矚目的陝西速度和西安效率！

　　“我到隔壁戶縣買樹苗的時候，那邊的人一說起咱們的三星項目很是眼紅，還把我叫‘拆二代’。”二表弟笑著說。

　　據了解，由於三星的落戶，讓興隆街道的諸如大姑家的拆遷戶，基本上家家是百萬富翁，戶戶免費分四五套房子。很多有抱負、有眼光的農民家庭都小辦實業，走上了因拆遷而可持續良性發展的富裕路。

　　河南

　　那些年輕的房東們

　　侯雋|河南鄭州

　　兩年沒有出現在同學會上的Ada，今年春節，終於可以沒有負擔地參加一年一度的同學大聚會了。

　　“上海牌照的邁騰，100平方米的大兩居，在500強企業工作的老公和一歲半的兒子。”雖然Ada不指望在一年一次的同學暗戰中取得什麼樣的戰績，但是她覺得起碼不能丟份兒，有些小腔調還是要的。

　　“初雪，帶著德國啤酒和炸雞趕赴同學會，這是要見初戀的節奏麼？”臨走前，Ada不忘用最火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的台詞在微信朋友圈小小秀一下。

　　聚會的地點還是當年離母校最近的一家有名餐廳，留在家鄉的同學們都已經早早地到了。令Ada有些小驚異的是，雖然男同學們發胖的速度還是那麼與時俱進，但女同學們則普遍比兩年前要瘦了不少，正在走名媛貴婦的范兒。

　　“沒有針灸，也沒節食，我們幾個經常在燕子家樓下開的健身房玩，她是房東可以辦最劃算的卡。”當年的生活委員小潔快人快語。

　　原來當年在城中村的燕子家，因為開發商征地蓋樓，一下子得了四套房子，其中還包括兩個門面房，她自己和老公住樓上，樓下出租給一個健身房，過起了房東生活。無獨有偶，還有一個男生目前是一個茶館的房東，另一個則是面包房的老板。

　　聊著聊著，Ada發現自己快坐不住了，留守在家的同學們幾乎人均四套房子在手。並不是說自己的同學們都一夜暴富，而是這些年輕的房東們經過三代積累，外加第一代獨身子女得天獨厚的條件，就這麼輕輕鬆鬆成了房東。

　　賬是這樣算的：第一，同學們都是第三代或者第二代在這個省會城市土生土長的孩子們，家境都不差﹔第二，父輩們當年都有單位分的福利房子，每家兩套房子那是不在話下﹔第三，結婚的時候兩家合力在六七年前來個120平方米那是標配﹔第四，小夫妻們經過5年的小奮斗再買一套當投資，那是情理之中。

　　更讓Ada有點羨慕的是，留在家的同學們幾乎都是兩個孩子，要麼一個“好”(一子一女)，要麼兩個男孩，有兩個姑娘的成了最讓大家羨慕嫉妒恨的角色，被當場定了好幾個未來女婿。雖然照顧兩個孩子是比較累，幾乎所有的媽媽都被迫放棄了自己的穩定工作成了家庭主婦，但是她們的人生完全成了韓劇：有大大的房子，有老公和兒子車子房子，同時開開淘寶店或者做點小生意，過得津津有味。周末幾個老同學幾家出游，要麼採摘草莓葡萄，要麼燒烤滑雪，再加上每年依靠房租就可以來個不錯的全家海外游見見世面，完全是現實版的辣媽潮媽外加酷媽。

　　Ada越想越感到失落，她很清楚，如果自己當年選擇留下也可以過這樣的日子。她清楚地記得為了當年在上海買房子，兩家的父母都不得不賣掉一套房子江湖救急，以致現在每年回來都還住在父母單位的家屬院，而同學們住的則是這個“苑”、那個“都會”，甚至什麼“華庭”。

　　雖然上海早就實行了雙獨二胎，但她想都不要想，一年前8000元/月的月嫂已經讓老公肉疼了兩個月，5000元/月的育兒嫂更是望而卻步，隻能依靠姥姥、奶奶輪班制。如果再生一個，自己隻能損失工作親自上陣，但是她不但沒有房租隻有房貸，湊成“好”的夢想隻能是她不現實的中國夢。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當和同學們再殺到KTV的時候，Ada打開微信，朋友圈轉得最多的一個鏈接是“逃回北上廣”，意思是帝都魔都還有花都雖然這不好那不好，但是還有精神上種種的好。

　　看著周圍年輕房東們那些紅扑扑的臉和當年熟悉的那些老歌，Ada轉了那個鏈接配上了一句話：“貌似說得都是極好的，可是臣妾做不到！”

　　甘肅

　　結不起婚的“農二代”

　　白朝陽| 甘肅慶陽

　　春節期間，在外面漂了一年的鄉親們都回家了，“空巢”有了人，村上也熱鬧了許多。大年初一，挨家挨戶給村裡長輩拜完年后，年輕人三三兩兩聚了起來。聽說李杰買了一輛轎車，從上海開回來了。在買轎車還是件新鮮事的農村，大家都想去看看。

　　一直以來，李杰家都是村裡人眼中的“模范家庭”，日子過得紅火，孩子有出息。李杰哥哥李仁在縣上做公務員，妹妹李敏讀大學，李杰在上海打工，月工資七八千，李杰父母為人老實厚道，村裡人有事沒事都喜歡去他家坐坐。

　　不一會兒，李杰端上了幾道菜，倒滿酒，幾個一年沒見的好友邊吃邊喝邊聊，各自講述著外出打工的種種見聞。

　　在同村的眾多外出打工者中，李杰算是干得不錯的一個。2005年李杰高中沒畢業就前往上海打工，去年，他在上海郊區50萬左右買了一套不大的小產權房，還買了一輛7萬左右的小轎車，今年開車回家，還帶回來了未婚妻。

　　“有車有房有媳婦”，一位同歲的朋友不無羨慕地說，“你可是咱出去的幾個兄弟中混得最好的一個，打工打出了境界。”

　　“是啊，你們兄妹三個，算你最有出息了，雖然他們讀大學、當公務員，還是不如你有錢。”就在大家都對李杰贊不絕口的時候，他卻一言不發。

　　原來，李杰之所以買房買車，都是因為丈母娘有令在先——“准備不好就別想結婚”。李杰去年買房的時候，家裡拿了15萬元，借了5萬塊錢，加上之前所有的打工積蓄在上海交了首付，買了房子，如今終於說服女方家人，決定在今年上半年完婚。

　　然而，有車有房還不夠，女方家裡還要了12萬的彩禮。對於一個農村家庭，這絕對是一次“大出血”。幾個月過去了，李杰才借了不到2萬塊錢。更何況，結婚不僅僅是准備彩禮那麼簡單，加上婚宴、婚紗照、三金(金項鏈、金耳環和金戒指)，最少也要16萬。“開始覺得結婚不算啥，現在才發現，純粹是燒錢。”李杰說，“加上買房買車的錢，少說也得70萬，我們一個農村家庭，父母又不掙工資，哪來這麼多錢？”

　　“你快結婚了，那你哥怎麼辦？”有人問。

　　李杰說：“去年給我哥介紹對象的人還不少，看了有20多個，可到頭來人家都不願意，嫌咱在縣城沒有房子。”

　　在慶陽，村上男孩娶媳婦，家裡在縣城有套樓房似乎成了基本條件，否則想娶媳婦很難。去年村上一個小伙子娶媳婦，因為一時沒能在縣上買房，還給丈母娘交了10萬元的“保証金”。

　　這兩年，縣城的房價節節攀升，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大約35萬元。這意味著如果李仁要結婚買房，加上彩禮、婚宴錢，家裡還得再拿出至少50萬元人民幣。即便是樓房按揭，也得一次性拿出20多萬，加上李杰的結婚費用，李杰家需要一次性拿出近40萬元。

　　但李杰的父母都是農民，十畝農地、七八頭豬，每年純收入也就三五萬塊錢。

　　“來來來，喝酒，大過年的不說煩心事，過了年好好干就是了。你們兄弟兩人都能掙錢，一月不還能掙一萬多呢嗎？”

　　李杰苦笑說：“我每月8000塊錢，新房還沒裝修好，在上海租房子就得花去近2000，房貸每月3000元，除去吃飯，剩不了幾個錢。我哥每月2000塊錢工資，縣城消費低，一月攢1000元，一年才攢1萬，什麼時候能攢夠？”

　　初五那天，聽村裡人說，李敏不打算繼續讀書了，覺得父母擔子太重，要隨李杰一起出去打工，后來在李杰的勸說下，才打消了打工的念頭，而李杰的媽媽則決定跟李杰一起去上海，找個保姆的活兒干。

　　初六那天，聽說李杰要走，我們早早過來送李杰母子，到李杰家時，他們已經出發了。李杰的爸爸在吃李杰吃剩下的早飯，一碟咸菜、半塊饅頭﹔李杰的奶奶坐在炕邊，淚眼迷離。看見我們進來，李杰的爸爸急忙發煙招呼我們。

　　“妻離子散的，你說這算個啥事啊？”李杰的奶奶哭著說，“還要我眼睜睜的看著孫子一輩子打光棍嗎？”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山東

　　張叔轉型：從賣海鮮到賣信用卡

　　趙明月|山東臨沂

　　賺了一輩子辛苦錢的張叔，終於在知天命的年紀找到了一份輕鬆錢多的營生——賣信用卡。

　　張叔今年51歲，在農村長大的他，16歲個頭還沒長足的時候，就開始蹬著三輪車在海鮮批發市場幫人家打下手運貨。

　　過去，海鮮是有暴利可圖的，以皮皮蝦為例，出港價3∼8元/斤，終端銷售價可達20∼30元/斤。30年起早貪黑、從雞叫忙到鬼叫，張叔在縣城蓋起了小洋樓，娶了老婆，過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如今孫子都3歲了。

　　但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生意開始越來越難做，以前平均一斤貨能賺一塊多錢，現在一斤魚最多也就是兩三毛錢的利潤。利潤少了還不說，銷量也直線下降。以前一天能賣六七千斤貨，現在好的時候也就3000斤左右，銷量直接下降了一半多。

　　過去像魚翅、鮑魚、海參、龍蝦等高檔海產品是利潤大戶，張叔經常主動給一些高檔酒店送貨，但是近期這些飯店生意一直不太好，財路幾乎被砍掉了一半去。

　　從前年年初，張叔就開始考慮轉行了，但最直接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利薄厭倦了這一行，而是真的干不動了。干了20多年，那些皮皮蝦、梭子蟹、八爪魚，他看著比誰都親，但是去年年初，他被查出來有較嚴重的心臟病，醫生告訴他不能再干重活兒了。

　　張叔尋得了一個新營生——賣信用卡。他利用自己在縣城銀行的關系網，給銀行的業務員當個二傳手，幫那些做小生意的同行們辦信用卡，辦成之后，他向辦卡的人收取額度的10%作為酬勞。

　　張叔也是在偶然之中發現這個商機的。有一次他去進貨的時候現金不夠，准備去銀行朋友那裡借點款，銀行朋友借錢給他的同時向他推薦辦一個信用卡，以后用起來方便。

　　一般來說，信用卡的發卡規模是多數銀行所重視的一個指標，在一年的發卡量目標確定之后，就層層分解到部門和個人。

　　“銀行對員工辦理信用卡有一定的考核，產品經理每個季度至少辦理50張，理財經理一年要辦數百張卡，對臨櫃的要求則更高，每天至少辦理3張。”張叔說。

　　張叔的銀行朋友當時剛好有辦卡的任務，但是沒有時間下去跑找資源，而張叔剛好有幾個生意朋友也缺周轉現金，於是也推薦他們辦了信用卡，雙方各取所需。

　　越來越多的人來找張叔辦卡，辦下來額度1萬元的就收1000元，最多的時候，張叔一個月收入小兩萬，正愁著沒錢養老的張叔發現這是個財路，便舍下海鮮生意，專業賣起了信用卡。

　　張叔代辦信用卡的時候需要辦卡人的身份証信息、聯系電話、工作單位，並現場拍攝一張照片，他說這是銀行規定的流程。隨后他會把材料給那位銀行朋友，走程序發卡。

　　“這幾年國家錢袋子看得緊，小企業、工商戶要從銀行貸款難如登天，不找我們沒辦法啊。”張叔說，而且信用卡對小生意來說，用來周轉資金非常方便。

　　去年一整年，張叔光賣信用卡這一樣，就收入了20多萬。為了能夠辦更多的信用卡，張叔每年在打點人脈上要花大把的時間和金錢，雖然不出力，但是也不少操心。

　　做了一輩子勞苦小生意的張叔，老來並沒有任何保障，賣信用卡這行當出力少、錢還多，張叔很想做一輩子。但是在暴利的驅使下，賣信用卡的人已經越來越多。

　　今年，張叔的抽成也准備從10%下降到7%，隻有這樣才能有生意。“一夜生，一夜死”，張叔覺得現在任何行業都不長遠，頭發已經斑白的他仍在隨時准備轉行，只是不知道，隨著年齡越來越大，他還能做什麼。

　　吉林

　　失落的小鎮飯店

　　王山山︱吉林公主嶺

　　往年冬天，姑姑家的飯店總要忙到臘月二十七八才能停下來歇歇。

　　這個位於公主嶺一個小鎮中心的飯店不大，用的是自家的兩層樓房，面積100多平方米，但掌勺的姑父手藝好、管后勤的姑姑衛生做得好，開業七八年來，幾乎每天客人絡繹不絕，其中很多食客來自100米外的鎮政府。

　　以往，財政、工商、稅務、城建、文化、教育……鎮政府幾乎所有部門的公務員都經常到飯店裡吃飯談事兒——有時候是單位小聚，更多時候是別人請他們辦事，部門之間的溝通偶爾也在飯店進行。

　　在這個典型的東北小鎮上，到飯店“吃飯”，就意味著喝酒。表弟形容基層干部喝酒：“啤酒踩箱喝，白酒每頓人均1斤以上，喝得多才能掌握話語權。”據我觀察，雖沒表弟說得那麼夸張，但陣勢確實不小：四五個人一頓飯，三瓶白酒很快變成空瓶，再搬來一箱啤酒繼續……喝得多的不見得掌握了話語權，但至少表達了誠意，辦事也就容易了。

　　一場酒局，核心人物隻有兩三位：一兩個求人的，一個被求的，再加上陪酒的，總要四五個人或以上，因此消費能力比散客強多了。飯店當然歡迎這樣的顧客。請客辦事的飯局最受歡迎，除了大方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定會現金結算——單位聚餐有時會欠賬，盡管最后總會兌現，但多少有些風險。

　　鎮上的飯店不少，這條街上一眼望過去，能看到門臉的就有四五家，還有更多分散在別處。所以，政府這個“大客戶”資源很寶貴，每年春節前后，姑姑和姑父都要向熟絡的單位“表示”一下，請他們關照來年的生意。

　　但上大學的表弟不太喜歡這些客人。幾乎每年寒假回家他都要向我吐槽：“這些人太不文明了，一頓飯吃仨小時！”“吃飯有包間，為什麼還要到人家的炕上？”

　　包間空曠，多少有點冷，臥室裡的炕上就暖和多了，客人要去，姑姑隻能同意，還為此數落了表弟一頓。

　　客人喝多了，表弟還得扶他們出門、找車——因為客人也是熟人，即便不講服務意識，人情上也要做到位。

　　可是，今年表弟不用抱怨了。蛇年臘月二十四，小年剛過，姑父就張羅歇業了。因為2013年生意大不如前，繼續營業流水也不多，不如早點清淨清淨，思謀一下來年的打算。

　　表弟說，飯店生意變差的最重要原因是鎮政府搬遷了，而鎮中心的居民不過幾千人，習慣到飯店吃飯的並不多。鎮政府各部門的工作人員是街上四五家飯店的主力消費群體，他們一離開，姑父的菜做得再香也招不來多少人吃。

　　姑姑說，其實，即使政府不搬家，今年她家的買賣也不會太好做：“習大大一反腐，大官小官都不敢吃了。”這些人原來到姑姑家吃飯花公款的多，自掏腰包的也有，現在不管公費自費來得都少了。

　　盡管辛苦，但姑父很喜歡開飯店這個買賣，除了生意興隆時數錢的快感，還有人們吃著他做的放心東北菜時贊不絕口帶來的成就感。2013年讓姑父有些失落。小鎮上的生意不好做了，他就琢磨著，等表弟大學畢業安頓下來后，能不能到他工作的地方再開個店。

　　湖南

　　故鄉生活紀實

　　故鄉的“北京空氣”和“非遺難題”

　　朱梓燁|湖南常德

　　緊跟首都步伐的天氣

　　2013年年末，北京連續多日的霧霾天氣，讓我的鼻子再次鬧起了狀況。好不容易熬到春節假期，想著終於能在老家的清新空氣中享受生活了，我無比激動。

　　然而返鄉那天中午，從常德機場回縣城老家的路上，我看到市區霧蒙蒙一片。“這個天氣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問司機師傅。

　　“這‘砍腦殼的’(該死的)天氣，一直沒斷過。”剛才還和我有說有笑的司機師傅，說起秋冬天以來的霧霾天氣，便罵起來，“全國人民都在講北京、上海空氣如何差，我們這些地方縣市也好不到哪裡去，可能更嚴重。你回去過幾天看看，鼻子耳朵不會比在北京時候干淨多少！”

　　說起口罩的型號，司機師傅比我還精。“我們現在也緊跟首都人民的步伐，戴上N95的口罩了。現在送孩子上學，口罩成了必備。市裡也會發信息搞黃色預警，但我們總不能不出門吧？！像我們這樣的工作，空氣都是‘扑面而來’，攔都攔不住。”

　　“你們這些搞新聞的，別老盯著一二線城市，也多看看我們這些三四線城市。就講我們湖南，去年12月，常德、株洲、湘潭、邵陽等30個縣市都出現霧霾。益陽、常德能見度隻在500米。專家講的，說是什麼靜穩天氣是罪魁禍首，不利於污染物擴散，但是這些污染物是從哪裡來的？你們記者應該多報一報，城市的污染從哪裡來，要怎麼治？！”司機師傅可能有礙於手裡這單生意，要不然，他會把一肚子怨氣都撒在我們記者頭上。

　　我當時想，作為湖南省經濟名列前茅的地區，常德、株洲的情況，與河北邢台、陝西咸陽、湖北荊州、河南平頂山、四川瀘州、山東棗庄這些在“全國空氣質量指數”排名靠前的城市一樣，空氣污染都與經濟發展、人口總量的狀況密不可分，可以理解。

　　但當回到家鄉的小縣城，這裡連續多日的霧霾再次讓我困惑了。縣城地處丘陵地帶，地勢並不開闊。可我愣是站在一條雙車道的馬路邊，看見了路對面大樓的“朦朧美”。

　　我打開手機，天氣軟件提示，我所在地的空氣質量指數是327，屬於“嚴重污染”，而此時，北京的空氣質量卻是“良”。連續爆表，“空氣糟透了”，小小縣城怎麼也患上了和大中城市一樣的病？

　　說起霧霾，愛看新聞的老媽更像是我曾經採訪的“北京專家”：“今年暖冬，電視裡專家說是什麼冷空氣活動偏少，風速小，有利於霧霾天氣形成。這些我不懂，但肯定是主要原因，因為這樣的天氣往年是沒有的。不過，有些情況是不是也有影響？就是近幾年縣裡經濟發展明顯，新小區不斷在建，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改造工程也不少。比這些更明顯的變化，是私家車。”

　　的確，在我的記憶中，2011年前后，縣裡的車越來越多，並間或出現堵車現象。據說就在2013年在縣城舉辦的一次車展上，從吉利、寶駿，到奧迪、奔馳，賣出200多輛新車。今年，新拓寬的大路兩旁，更是停滿了車，主干道上彌漫著汽車尾氣的味道。

　　更可怕的還是煙花爆竹。新年前夕，每天都能聽到放鞭炮的聲音。除夕夜，按習俗，團年飯之前、零點前后，最起碼要放兩次鞭炮。尤其是在零點，看春晚隻能算是看電視裡的人張嘴。一輪鞭炮放完，就算門窗關得再嚴實，家裡都是灰蒙蒙的。

　　過年嘛，誰家不放炮呢，一場雨雪后，縣城的空氣應該很快會好起來。

　　果然，雨雪過后的最初幾天，空氣優良。但一個多星期過去，2月9日，天氣軟件再次顯示“輕度污染”。

　　老爸調侃說：“我們現在是生活在小城，呼吸著北京的空氣，緊跟兒子的步伐。”

　　青黃不接的縣劇團

　　“丫頭，跟我學戲吧？！”

　　又是一年春節，還是這個問題，51歲的朱華利(女)依然把它當作一句玩笑話。但在發問者——湖南臨澧縣荊河戲劇團退休老藝人張陽春看來，這卻是個嚴肅的問題。

　　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荊河戲如今生存艱難，沒有傳人，這是70歲的張陽春最大的憂傷。“現在哪個孩子還學戲？更何況是我們這用方言演唱的‘最土最土’的戲。”張陽春這才把希望寄托在荊河戲名角朱安楚的女兒朱華利的身上。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是臨澧荊河戲劇團最輝煌的時期。“那個時候，十裡八鄉的人，都請我們去唱戲，劇團一到當地，就被觀眾圍得裡三層外三層，有時候一唱就是幾天幾夜。”

　　文革期間，劇團幾度被迫解散，很多優秀的藝人離世。文革結束后，荊河戲曾有過短暫的復蘇。而真正讓荊河戲走向沒落的是媒體的發展。廣播、電視、歌舞廳，新一代年輕人對荊河戲已經不太感冒了。上世紀80年代，臨澧荊河戲劇團解散。很多演員在年富力強的時候退下來。為了生計，有的人賣起了盒飯，有的擺起了地攤，有的跟著家人去了外地。

　　對於老藝人們，隻有“打圍鼓”(紅白喜事時搭台唱戲)還算是一樁生意。過生日、結婚、續譜、祭奠等，老人們還喜歡請“草台班子”熱鬧一下。

　　2006年，荊河戲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荊河戲的恢復和振興迎來轉機。2008年底，在臨澧縣委、縣政府的支持下，荊河戲劇團重新挂牌，成為“臨澧文化演藝集團”一員。當年，由張陽春等三代荊河戲老藝人演出的《大登殿》、《大破天門陣》引發強烈反響。為了振興荊河戲，市縣撥出專用資金，老藝人們組織劇團下鄉演出，為培養后起之秀不遺余力。

　　然而，光“輸血”不夠，“造血”又談何容易。被選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隻算是“有了被搶救的資格”，但搶救所需的經費不菲，培養市場和繼承人則需要更強大的經濟實力。

　　如今，縣裡的電影院春節期間的票價賣到每張60元，正在趕超大中城市﹔但荊河戲劇團的演出，送票都未必有幾個人來看。為了生存，荊河戲劇團隻能在保証正常的下鄉演出的前提下，承接一些歌舞、小品等商業演出。雖然這些商演能賺一點錢，但劇團的主業還是戲，沒有戲，市縣的撥款便也“沒戲”了。

　　人才培養更是無從談起。幾十年前那樣“打出來的科班”已不存在，隻要年輕人肯學習，老藝人恨不得給他們跪下。但一個連溫飽都滿足不了的“老土”行當，如何讓年輕人有興趣、下功夫去學？去年，花臉演員段甫生離世，臨澧荊河戲劇團自此沒有了花臉演員。劇團面臨戲曲人才青黃不接的窘境。

　　臨澧縣丁玲大劇院原總經理、曾經擔任臨澧荊河戲劇團主胡(首席京胡)的張昌氣，是朱華利的丈夫，也是朱安楚的搭檔。這麼多年，他隻帶過三個京胡徒弟，后來成名於上海的作曲家易鳳林就是其中一位。近些年，已經很少有人學戲。最小的徒弟雖然才二十出頭，但畢竟只是作為業余愛好。

　　2008年版《大登殿》留下的影像資料，畫面單一模糊，錄音也刺刺啦啦。盡管市縣對荊河戲的保護盡了很大的努力，但畢竟財力、技術水平有限，到目前為止，臨澧縣荊河戲劇團沒能制作一套音像清晰的碟片。

　　朱華利最終還是沒有答應張陽春的邀請，對她來說，趕緊抱孫子才是最現實的選擇，雖然她每天仍然保持著聽戲的習慣。

　　河南

　　一個縣城的“南水北調”工程

　　李勇 黃斌|河南光山

　　今年春節，到老家河南省光山縣縣城的一個朋友家做客，他端了一杯水給我，頗為自豪地對我說，“你嘗嘗這水，小小一杯水可是光山近幾年來的頭等大事。”

　　頭等大事？職業習慣讓我迅速對這杯水產生了興趣。

　　朋友告訴我，幾年前家裡洗衣服的時候，得先准備好幾個盆和桶，把盆裡、桶裡都放滿了水才能開始洗衣服，否則水龍頭的水根本接不上，那時候水龍頭放滿一大盆或者滿桶水得10分鐘還要多，人們抱怨它“還沒泡尿大”。

　　到了夏天用水高峰的時候，水龍頭不出水更是經常現象。朋友鄰居老奶奶家多年前打過一口小壓水井，每到缺水的時候，經常可以看見鄰居拿著鍋碗瓢盆到老奶奶家借水用。

　　洗大件衣物的時候更是愁人，因為耗水量大，家裡的自來水根本沒法用，有洗衣機也用不上。朋友的媽媽“像電視劇裡上個世紀的婦女一樣”，把衣物用桶裝著到一個離家近點的河邊去洗。有兩次，朋友的媽媽騎車40多分鐘才找到一個可以安全蹲下且還算干淨的小河邊。

　　朋友說，最糟糕的一次是，有幾天水龍頭放出來的水有一股子臭味兒，最貼切的嗅覺形容就是廁所下水道的味，但是沒辦法，水是生命之源，隻能自我安慰說燒開了就等於殺毒了……

　　水的“小”、“缺”、“臟”一直困擾著這個小縣城。每年縣裡的兩會，居民用水問題都成為一號提案。

　　據了解，光山縣城的用水一直來自龍山水庫，由於龍山水庫在設計時日生產水的能力是2萬噸，隨著縣城人口的增加，這樣的生產能力遠遠不能滿足居民在高峰時期的用水。同時，每逢大雨過后，水的渾濁度就很高。但對於一個國家級貧困縣而言，重新改造水源地，是一筆不小的投入。從選址、管道鋪設、生產水能力設計都需要時日。

　　2010年，光山縣開始治水，縣政府決定將居民用水源頭由龍山水庫改為水源和水質都較好的潑河水庫。由於潑河水庫位於光山縣城的南邊，一些人戲稱這是光山縣的“南水北調”工程。工程由縣公用事業局成立的光山縣潤澤淨化水務公司負責，計劃投資3億多元。

　　項目下來了，可對於一個年財政收入僅幾億元的國家級貧困縣而言，3億多元的投資資金如何解決則是個難題。

　　水務公司辦公室主任余傳開說，當時縣裡決心很大，資金問題要求水務公司自籌一部分、內部職工融資一部分、土地變現一部分、銀行貸款一部分、財政配套資金一部分，一定要確保在2013年春節縣城居民用上潑河水庫的水。

　　就這樣，“南水北調”工程開始在這個豫南的縣城開展起來。全縣城裡都在挖管道鋪水管，路邊擺放的最寬最大的管道裡面可以站立一個成年人。余傳開回憶說，在施工頂峰時，從潑河水庫到光山縣城的路上全部是施工的隊伍，上千人的隊伍浩浩蕩蕩，自己吃穿住行幾乎都在施工現場和項目部。經過近3年的施工，2013年春節，工程初步完成，經過一段時間的調試后，縣城和鄰近的官渡河產業集聚區已經穩定地用上了潑河水庫的水，根據設計，新水源可以日均生產10萬噸，很好地滿足了縣城的用水需求。

　　朋友說，新管道剛修好的一段時間，水突然大了，大家都有點不習慣，每次打開水龍頭，自己都要問媽媽：要不要趁水大把盆裡、桶裡都蓄滿，生怕下次打開水龍頭會回到“解放前”放不出水用的時候。也許是經歷過以前用水不便的日子，現在她還是習慣性地將洗菜水拿來拖地，洗腳水拿去沖廁所……“縣城發生的水的故事，讓我對水有了很深的感情，現在也許水大了、清了，但我們用水更省了。”

　　浙江

　　一座記得住“鄉愁”的村庄

　　宋雪蓮|浙江上虞

　　冬日的陽光在浙江上虞的祝溫村洒下一片暖意，村庄往日的恬靜被即將到來的春節打破，外出打工的村民紛紛返鄉，跳舞、唱戲、舞龍獅等習俗讓村庄一下子變得熱鬧起來。

　　祝溫村曾經是附近有名的窮亂村。曾經，這裡的村組織渙散，村建設更是一窮二白，不僅連條像樣的水泥路也沒有，村民的房前屋后還丟滿垃圾，露天糞坑的污物一下雨就會溢到路上。村民走出去搞建筑的人非常多，做小包工頭、打工的都有，留在村裡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婦女、兒童。村民的土地基本上都流轉給種糧大戶了，村民每年會有一些分紅。由於位置較偏，村裡也沒什麼企業。

　　全村有690戶、1800多人口，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均收入並不是很高、人口相對較多的村庄，卻逐漸變成了當地新農村建設的排頭兵。

　　要改變村裡的臟亂差現狀需要資金，當時村集體經濟隻有一些承包款之類的收入。為此，1988年出任村黨總支書記的杭蘭英自己出資2萬元修建了一段村級道路。杭蘭英不僅自己出資，還動員自己的弟弟出資，村干部的帶頭作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此事被一個偶爾回鄉的建筑老板看到后，立即掏出10萬元決定把村裡的路都重新修建起來。從那以后，村裡人有錢的出錢，沒錢的出力，使得一個村級財政並不富裕的村級公共設施的經費來源有了保障。其中村民捐資就將近300萬元，捐款額在1萬元以上的村民超過40人，杭蘭英以42萬元位列第一。

　　據悉，祝溫村全村公益性投入總額已經超過1000萬元，先后實施了標准農田建設，河道疏浚、砌石，建設公共休閑綠地，建造公共服務中心，生活污水處理，新建幼兒園等一大批實事工程，實現了道路硬化、河道淨化、村庄綠化、路燈亮化、環境美化。

　　杭蘭英說，如今的祝溫村已經有7個種糧大戶，他們經營著1100畝土地，全部實現機械化操作。這幾年村裡的總收入達到1800多萬元，基本的公共服務村裡就能解決。“2006年以后政府對新農村建設的投入逐漸增多，目前投資額已經達到60%。”

　　與很多地方的新農村建設就是拆掉舊村抹去記憶不一樣的是，祝溫村保留了有村庄以來能夠保留住的所有記憶。

　　農村為什麼窮？一輩子老是造房子，老子造完給兒子造。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條件好的家庭已經建了三次房。村主任王茂桃說，村裡的房子二分之一是改革開放以前造的，三分之一還是2000年以前造的，剩下的基本是這10年造的。

　　這裡沒有大拆大建，農民外出打工和留守老人做傘賺的錢都用於自我積累和發展。在保留村庄原始風貌的基礎上，為提升村庄整體形象，改善農民居住條件，村裡對全村農房進行了牆面整治，已累計整治5.7萬平米，投入資金200萬元，其中，區財政負擔70%、村裡自籌30%。同時，考慮到低保戶、困難戶房子破舊、無力維修，他們村裡出資並組織人員對房子進行修建，累計修建面積達到559平米。“曾有對十幾年前離鄉的夫妻，看到自家的老房子面貌一新，激動不已地住了3個月之久。”

　　這裡不僅改善了原本臟亂差的環境，還保留住了一個村庄發展的歷史。祝溫村文化禮堂的外牆上，有一首村民寫的小詩：“家鄉是村中心，小學校的歌聲，伴著那面國旗﹔家鄉是村門口，那棵老樟樹，上面總挂著彎彎的新月﹔家鄉是在家時，父母慈愛的眼神、鄰居爽朗的笑聲﹔家鄉是離家時，那一抹忘不掉的淡淡鄉愁……”

　　江蘇

　　“他鄉”及“她鄉”

　　文|吳婷

　　圖|肖翊 吳婷

　　這是我們婚后的第一個春節。和所有北漂的異地夫妻一樣，到底回誰家成為難題。

　　雙方父母早早打電話來隱性施壓，我們不忍讓任何一方傷心，於是開始“一岸三地”行，從北京出發，第一站——我家江蘇無錫，第二站——公公的故鄉福建莆田，第三站——先生肖翊的故鄉福建龍岩。我們開始對彼此故鄉的觀看。

　　我的老家幾年前已經被拆，父母住進安置區，第524號單元。我們觀察“上樓農民”的生活方式，比如他們如何創造性地種菜。他們並不像我們一樣“矯情”，無論年輕人、中年人甚至老年人，都盼著拆遷，盼著分到三套電梯新房，盼著能和別家裝修得一樣。

　　跟著先生第一次回莆田見奶奶，這是肖翊爺爺去世后全家聚得最全的一次。肖家的祖屋也被拆了，原來的村子拆得零落不堪，正建起別墅和33層的安置房。無論肖翊多麼努力地向我解釋哪裡是原址，哪裡是村子入口，一如我徒勞地向他回憶我的祖屋一樣，彼此毫無概念。旁邊還建起了博物館，不知道歷史被碾碎后該拿什麼來陳列。

　　最后剩下兩天時間陪肖翊爸媽。肖翊成長在一個曾經的國有鋼鐵企業，原來有三四千員工，配套有住宅區、學校、醫院、電影院、銀行、郵政局等。2003年改制，職工逐漸離開，一條動車線穿過鋼鐵廠，新規劃的樓盤也漸漸逼近，集體主義生活的圍牆被推倒。

　　夫妻或情侶，多少都有這樣的情節，窺視另一半的童年。可未承想，我們都失卻了故鄉，勿論共同回憶，連自己都迷惘得不知所終。

　　中國的每一代青年，都不得不面對同樣的失落。我們這一代從農村或小城鎮走向大城市的人，剎那間失卻故鄉，回到另一個城市，可惜只是粗糙的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