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驅使“養魚執法”是道路“三亂”根源

范傳貴

2013年12月04日14:18 來源：法制日報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利益驅使“養魚執法”是道路“三亂”根源

　　左圖:11月26日,服毒女車主劉溫麗的貨車仍停在事發現場,兩輛路政執法車一前一后堵在公路上。

　　上圖:貨車女車主劉溫麗11月14日服毒現場。

　　央視截圖　　

　　十幾年的“治超”為何收效甚微?原因就在於它不是具體某個人違法違規,也不是某個部門某個單位,而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驅使

　　執法標准的不統一為各地“養魚執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而標准不統一的原因,在於多頭“治超”

　　□本報記者范傳貴

　　在以貨車司機為瀏覽群體的幾個網絡論壇裡,時不時就有人發帖問:“誰有王金伍的聯系方式?”

　　相熟的網友會在跟帖中呼應:“金伍,有人找,快出現。”

　　沒多久,網名為“貨車維權”的王金伍就真的出現了。他會在回復中寫出自己的郵箱和QQ,讓找來的人把相關材料和証據發給他。

　　這名河南省西峽縣的原貨車司機,因長期與“公路三亂”現象作斗爭而在近年名聲鵲起。他最近通過媒體曝光的一件事情,是“河南永城女貨車主不堪亂罰款自殺”事件。

　　經媒體曝光后,該事件已引起河南省交通廳、商丘市政府關注調查。永城市當地也已成立聯合調查組,並責成永城市交通局黨委、公路局黨組寫出深刻檢查,對有關責任人嚴肅處理。

　　今年3月,王金伍在論壇上發表了一篇帖子,題目叫《三千萬貨車司機的尷尬生存狀況》,痛陳貨車司機所受“公路三亂”之苦。該帖子獲得了16萬余次的點擊。

　　“女貨車主自殺”事件發生后,王金伍再次將該文發給記者。他問:“這麼極端的一個事件,還不夠引起警醒,進而徹底終結‘公路三亂’嗎?”

　　女貨車主不堪罰款服毒自殺

　　11月14日晚,王金伍的微信上收到一條求助留言。留言者叫劉懷洲,之前就已慕名添加了王金伍的微信。

　　劉懷洲在微信中稱,自己的妹妹劉溫麗在當天因不堪路政罰款而喝農藥自殺了,現在還在醫院搶救。

　　王金伍當即意識到問題嚴重。他立馬讓劉懷洲將罰款票據等証據材料發給他。

　　幾天以后的11月20日晚,為確保事件真實性,王金伍沒有通知劉懷洲,獨自趕往永城了解情況。次日早上在醫院見到劉溫麗以后,他才與劉懷洲聯系上,並對整個事件進行了梳理。

　　據貨車司機郭萬裡回憶,11月14日下午5點多,他開著貨車與車主劉溫麗一起去送貨。當這輛拉著石料的貨車路過永城市沱濱路附近時,一輛有交通執法標識的車,突然加速從左側車道超到他們前面,強行將貨車攔了下來。

　　郭萬裡對媒體稱:“他們(執法人員)問有(繳過處罰的年)票嗎,我說有(年)票,他說把票給我看看,有(年)票,我就不罰你了。”

　　郭萬裡說,對話中說的“票”是指貨車車主向永城運政、路政執法部門事先繳納的超限罰款的費用,分為年票、月票兩種。年票是向當地運政執法部門繳納,一年繳一次,每輛車每年3000元﹔月票則是向當地路政執法部門繳納的費用,每月3000元,有效期隻有一個月。繳款之后就可以超載行駛,有效期限內不用再交罰款。

　　王金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郭萬裡出示了票據。但幾分鐘后,執法人員又打電話叫來一輛流動治超車。看到是路政部門的人員,郭萬裡又出示了10月29日剛給當地路政部門繳過的罰款“月票”。

　　但這次他們並沒有獲得通行。在現場的女車主劉溫麗難抑氣憤,打上一輛出租車直奔農藥店,回來時手上多了一瓶農藥。

　　王金伍轉述郭萬裡回憶稱,當時劉溫麗拿了農藥說,你要不讓我過,我就死給你看。執法人員對此無動於衷。劉溫麗最終打開瓶子,喝下了農藥。

　　此后數日,劉溫麗在醫院救治,貨車則被兩輛執法車前后夾停在公路上。這一狀態一直持續到王金伍向媒體爆料后記者前往採訪。

　　11月27日,劉溫麗脫離生命危險出院。劉懷洲向媒體透露,永城公路局支付了3萬元醫藥費。

　　“養魚執法”帶來超載惡性循環

　　12月2日,該事件被媒體曝光后,河南省相關部門介入調查。輿論關注的焦點,被放在郭萬裡所說的“月票”上。

　　永城市公路局路政大隊大隊長高永福此前在接受採訪時,明確否認“月票”存在,並稱“不知道‘月票’是什麼概念”。

　　“這是一個必須調查清楚的問題。假如真辦了罰款‘月票’,它本身就是違法的,那是很嚴重的事情。”北京交通大學交通運輸法研究所所長張長青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盡管目前還無法確定在該起事件中“月票”是否存在,但張長青告訴記者,辦“違法月票”的事,已經不是一兩個地方存在的現象了。

　　在多年的調研經驗中,他見識過各種各樣的“月票”:“有的這個縣辦了那個縣不承認﹔有的是允許你超載5噸,超載5噸以上我才罰你。”

　　無論是否通過“月票”形式預收罰款,普遍的“以罰代卸”是各地均無法否認的治超執法現狀。

　　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二條規定,貨運機動車超過核定載質量的,處罰款,並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扣留機動車至違法狀態消除。

　　超載車要實現“違法狀態消除”,隻能通過卸車。我國的道路運輸條例對此有更明確的規定,道路運輸車輛運輸貨物的,應當符合核定的載質量,嚴禁超載﹔載物的長、寬、高不得違反裝載要求。

　　按照規定,道路運輸管理機構的工作人員在實施道路運輸監督檢查過程中,發現車輛超載行為的,應當立即予以制止,並採取相應措施安排旅客改乘或者強制卸貨。

　　再細化至《關於在全國開展車輛超限超載治理工作的實施方案》等若干個行政規定,無論罰款多少,“強制卸貨”均為無條件執行的底線條款。

　　“但現實中所見,處處均與這些規定不符,都是以罰代管,我罰了你了,你繼續上路,下個路口罰了再讓你走,一路這麼下去。”張長青分析,這樣的一個后果就是惡性循環:“司機慢慢悟出來了,你都這麼執法,我不超載就掙不到錢,而超載的話,即便交了罰款,還能賺一點。”

　　張長青坦言,這就是典型的“養魚執法”。“而如果反過來,每個路口都嚴格執法,哪個站抓住的哪個站就要求卸貨,貨車司機也就不敢超載了。所有人都不敢超載,整個貨運秩序就會得到恢復。”張長青分析,超限超載問題是由“違法者”和“執法者”兩方面原因形成的,其中“執法者”是根本。“養魚執法”導致貨車司機不得不被動超載。

　　根子在於地方政府利益驅動

　　“養魚執法”的背后,是利益的巨大驅動力和“以罰養員”的制度之弊。

　　王金伍對此深有體會,他向記者介紹了與此相關的多個維權經歷。

　　2011年,在黑龍江省西部一個貧困縣,王金伍結識了該縣道路運輸管理站站長姚某。在一次酒酣耳熱之后,姚某向王金伍坦言,該縣一年公路罰款收入達300余萬元,而“罰款是用來發工資的”。

　　這些話被拍成視頻傳到了網上。姚某在視頻中說:“我這40多人吧,有19個是省運管局的編制,是省運管局給錢,工資福利啥都有,但剩下的人,就隻能靠罰款了。”

　　他還抱怨:“所有的罰款當地財政要扣40%,返還站裡的隻有60%。”

　　此非孤例。今年年初,王金伍代表700多位貨車司機,舉報山西某市轄區運管所亂罰款。事后經他証實,該區交通局“直管”的40余人運政稽查隊,僅2012年上繳的罰沒收入就達1277萬元。

　　而該交通局僅有八九人享受行政性財政撥款,其余約300名員工的工資福利全靠“自謀”。在去年上繳區財政1277萬元的同時,該局獲得財政撥款1040萬元,約佔80%。

　　而王金伍對比此前三年該區的罰款收入與財政撥款比例發現,二者之間的同比挂鉤關系明顯。

　　“這樣的現象很普遍,很多地方路政部門都是變相的自收自支。那錢從哪來啊?”張長青說。

　　張長青分析,道路“三亂”(亂設路卡、亂罰款、亂收費)現象屢屢被曝光,但為何鮮見有人被處理?十幾年的“治超”為何收效甚微?“原因就在於它不是具體某個人違法違規了,也不是某個部門某個單位,而是地方政府的利益驅使”。

　　“復雜利益關系下的地方保護,這才是根子所在。”張長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