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我很喜歡採用女性視角

25日下午，李安（左）與余光中在台灣對談。

　　◎ 深圳特區報駐台記者 孟迷 文/圖

　　“我是個影迷，看過你的電影《少年“披埃”（派）的奇幻漂流》。”25日下午，85歲的文學家余光中在台灣高雄西子灣畔的中山大學與剛剛結束金馬獎評審工作的著名導演李安暢談“我的電影”，一句“披埃（派）”惹得現場一千名師生哈哈大笑。

　　對談開始時，講台上的余老花了整整五分鐘慢悠悠地打開公文包，摘下又換上一副眼鏡，又從右往左翻開筆記本，全程沒有介紹也沒看李安一眼。李安則像個小學生一樣以內八字姿勢乖乖坐在一旁，安靜地等待余老事畢。

　　李安說話一向都慢，余老說話就更慢了。如此一來一往，狀態不全然在同一軌道的兩人反而擦出別樣火花。

　　據了解，李安的下一部戲將講述拳王阿裡的故事。

　　台灣教育體系造成電影人思想怠惰格局小

　　余光中：我寫詩，看過的電影給我靈感寫詩的有幾部，譬如奧黛麗·赫本去世我寫了《聖奧黛麗頌》，懷念胡金銓我寫了《吊金銓》，《甘地》也寫了三首。同時我和妻子還經常看連續劇，最近想寫一篇文章《論韓劇》，我朋友說如果我不看連續劇，可以多寫三本書。

　　李安：我看余老師的書時差不多就是學生年紀。來到高雄，我想先告白一下，我曾在高雄港當兵，當時跟我交往了四年的女朋友先去了美國，然而就在我退伍的前一天，她寄給我一封分手信，當時真是有跳下高雄港的念頭，這裡記載了我的純真年代。

　　余光中：前幾天有媒體報道，你說：台灣電影雖有創作自由，但是格局小、技術差、難成大氣候，虛了一點兒。想請教李安先生，能否就這個問題再發揮一下？

　　李安：我很感謝余老師給我一個申訴的機會。我講的格局大不是你非得要拍成吉思汗那樣場面宏大的歷史題材，譬如《甘地》我最后都有點打瞌睡，其實電影要小而精准才拍得好。只是我今年看到四五部台灣中生代導演的電影，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現象——有點虛。其實台灣電影在情感和主題的發掘，以及不同於好萊塢架構的抒發和經營確實有可看之處，但可惜這些感動是不連續的，前因后果總是缺一塊，結構不夠扎實，關系建構不夠精彩，劇情的推演也是一廂情願和懶惰。氣虛則是指對白不太有力量，似乎台灣人的文化素養從余老師這代到我這代再到你們這代，一代不如一代，雖然我是拒絕相信的。這也許是台灣整個教育系統造成了我們在思想上怠惰的小格局，從而讓台灣電影缺乏競爭力的原因。

　　女性題材最賣座，李安自嘲不夠陽剛

　　余光中：你最早拍過《理智與情感》，原著簡奧斯汀的小說既不浪漫，也不意識流，講的就是如何把女人嫁掉。為何想要改編這麼女人的小說？

　　李安：我動了改編念頭並非因為是名著，而是受到它的啟發。這是簡奧斯汀19歲時寫的第一部小說，寫得並不成熟。女主角艾瑪·湯普森同時也是一名很出色的編劇，她將奧斯汀延伸得很到位，還能把原著的言外之意挖出來，所以我敢說電影比小說完整。這是我第一部英文電影，當時還在英國進修了六個月，慢慢進入那個世界才把它拍出來。這也是我唯一一次受雇去導演電影，因此雖然對於電影皆大歡喜的結尾不滿意也無法改變，如果是現在我一定跟他們拼了，拍出原著結局惆悵的調子。當然，我其實覺得制片方選擇我導演這部片子還蠻有眼光的，他們可能是從《喜宴》和《飲食男女》中看出了我的兩面性，和簡奧斯汀文字中悲喜交集的氣質是接近的。也許在社會諷刺、態度喜劇這些領域，我是天生擅長的。

　　余光中：除《理智與情感》外，張愛玲《色戒》和你當年編劇的《少女小漁》也都是女性題材，為什麼？

　　李安：我自己也很困惑，為什麼拍女性就賣座，拍男性就是講同性戀的賣座。可能我這個人男子氣概比較不夠，我也一直在努力，希望能像吳宇森一樣，拍一部男人看得也很過癮的作品，但就算我拍《綠巨人》居然也是女性觀眾多。最早拍《喜宴》和《推手》都是描述父子關系，在台灣觀眾八成都是女性，她們在我的父子關系裡看到了什麼我真是不曉得﹔《臥虎藏龍》是我第一次拍武打片，結果也是女人在打﹔《色戒》在台北首映后，發行方去廁所偷聽，結果男廁所鴉雀無聲，女廁所熱鬧地像有幾千隻麻雀。當然，女性視角我本身也特別喜歡，因為她們的力道是微弱但是強烈的。這可能和我人生經歷有關，從小瘦弱，在美國又是弱勢，我太太也常覺得我?嗦罵我“婦人”。可能關於怎麼發揮微弱的力量，我比較會使力。

　　以《色戒》來講，它其實是一個很大逆不道的東西，我最早看的時候非常憤怒，覺得張愛玲怎麼會寫這種東西，但它就像一個幽靈一樣抗拒不了。后來一得到奧斯卡（最佳導演），我感覺權力來了，就趕緊開拍。它是用女人性心理去解構一個父系社會最榮耀最神聖的事情——抗戰，仿佛抽掉一個小女人這個微弱的鉚釘，整個父系社會架構就被瓦解了。

　　李安偏好啟用新人

　　余光中：談談你對演員的挑選和駕馭吧，《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為什麼會啟用一個完全沒演過戲的人？

　　李安：道理很簡單，片子這麼大，但當下沒有適齡的明星﹔還有我朋友提醒我說千萬不要碰寶萊塢，所以一開始我就要招新人。其實我有找過寶萊塢，發現朋友沒有騙我，真的不能用。新人有新人的好處——純真。你跟他講什麼，他就活在那個世界裡，而且觀眾也容易認同。另外，我知道這戲很折騰人，那就折騰新人吧。找湯唯也是這個道理。湯唯我是試了一萬人才選到，PI是試了三千人。我記得當時他試獲救后講第二個故事那場戲，他慢慢講，到最后就哭了，因為他相信那個故事，那個故事就上了他的身體。這就是一種戲緣。

　　余光中：我們看到湯唯還活躍在大家的視野裡，PI呢？

　　李安：他有去演一個棒球片。我算是開啟了他對電影的興趣，但其實他對導演的興趣比對表演的興趣大，他想做我做的事。他目前在紐約大學學拍電影，算是我的學弟，假期偶爾演點戲，賺點學費，將來更想做導演。

　　希望活300歲拍遍世界

　　“我老覺得欠台灣一部片子，真希望能夠活到300歲，把世界都拍遍。”對談結束后，李安與“情傷故地”高雄中山大學的師生進行了交流。

　　雖然當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選擇在台灣拍攝，但李安透露，其實自己最初並不想在台灣拍攝，因為並沒有把握拍好，感覺對制片方對台灣雙方都欠人情。但最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成功讓世界看到了台灣的魅力。

　　盡管目前多在美國拍片，但李安說自己並不屬於西方。李安說，最早拍《喜宴》時是以美國獨立制片的精神拍攝了一部台灣主流倫理電影，但后來走上影展，又變成了西方人眼中的藝術片，“但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藝術導演，當然也不是很商業，比如《綠巨人》在我自己看來其實是一部文藝片，而我自認為小眾的《斷背山》卻非常賣座。”

　　李安說自己總是兩不沾，在中間游走，沒有很固定的根，以至於有時拍西方人的故事比西方導演還精准。“我的優勢也許就是客觀，可以從東方角度看西方，再從西方角度檢驗東方。”李安說，“好多影評人不知怎麼定義我，我也很替他們為難。”

(來源:深圳特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