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氏家族”再添新成員。據媒體報道,被稱為“房姐”的陝西榆林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副行長龔愛愛,在京有20多套房產,總價值近10億元﹔她還有另一個名為龔仙霞的身份証,曾是陝西一投資公司的法人代表。
“房姐”事件剛剛浮出水面,就顯示出一種共性:首先是網絡發酵,接下來落地紙媒,記者調查初步厘清事件輪廓,地方政府依舊採取“鴕鳥政策”。面對《京華時報》的採訪,榆林市人大、紀委均無人接聽電話,而市委宣傳部的受訪者自稱是司機,“工作人員不在無法回復”。
應該第一時間發聲的部門瞬間全部隱身,然后與媒體展開藏頭露尾、“敵進我退”的游擊戰,這個套路公眾再熟悉不過。在樹大根深的鄭州“房妹”事件中,每一點真相的出現,都是在輿論的擠壓之下完成的,每一次調查的深入,都是對媒體採訪的被動跟進。撬動一個貪腐的處級干部,竟要押上如此大的公共輿論力量,同類事件的調查怎麼不讓公眾憂心?
另一條消息表明,鄭州“房妹”事件又有進展,三名來自路橋公司和房地產公司的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在此之前,還有一名民警因涉嫌為“房妹”一家辦理非法戶口而被刑拘。鄭州經適房造假不斷、腐敗頻發的亂象,也因此事浮出水面。在對“房妹”事件的剝繭抽絲中,地方房管、公安、規劃、計生等多個系統的問題逐一暴露,帶出了行業腐敗和公共資源被權力操縱的現實。簡單的官員貪腐案,在地表之下卻隱藏著巨大的根系,這也解釋了“房妹”事件調查推進為何艱難緩慢。
有此前車之鑒,無怪公眾擔心“房姐”調查重蹈覆轍。與“房妹”事件的主角、鄭州市二七區房管局原局長翟振鋒相同,“房姐”也是出自手握資源的部門,一樣是有兩個戶籍、多個身份、巨額房產,一樣是在公職之外還有自行經營的公司,甚至同樣在事情曝出時已經去職。我們有理由質疑,“房姐”是否也通過不同身份的轉換將權力變現、將公共資源私人化,並通過兩個戶籍將這些財富隱蔽並消化?而她在地表之下的根系,又涉及了哪些權貴、哪些部門?
“房姐”事件的調查不應再走“房氏家族”的老路,被動式的調查等於向公眾展示制度反腐的乏力,也使常規的舉報渠道失去信任。事實一再証明,類似事件中,所有想捂住真相的企圖最后都使自己陷入被動,而且給自己貼上“同流合污”的標簽。因此,相關部門積極作為才是最明智、成本最小的方法,不僅能還公眾一個真相,而且也給自身一個挽回信任的機會。劉文嘉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