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12月6日電(闞楓)近日,“異地辦証”、“異地高考”這些因戶籍壁壘而產生的“異地難題”成為輿論焦點。去年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已達2.71億,隨著城市化進程加速,這一數字正逐年增加。規模日漸龐大的流動人口如何突破戶籍障礙,就地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再次引發關注。
戶籍壁壘致異地辦証難 更多“就地辦理”成期待
近日,針對廣為詬病的“准生証”難辦現象,國家人口計生委下發通知,要求各地簡化辦証程序,流動夫妻可在現居住地辦理第一個子女的准生証。有網友感嘆:“‘史上最難辦’的准生証如今都可異地辦理,身份証、結婚証、護照、出入境証在全國范圍實現異地辦理還遠嗎?”
網友們的期待反映了流動人口“異地辦証難”的現狀,多年來,“異地戶籍”都是辦証途中的一道坎,為了加蓋一個公章、為了採集一張照片,人們長途跋涉,兩地奔波。“何時辦証不用兩地折騰”也成了在外奔波的人們最大的期盼。
在北京工作的劉旭,一個月前丟失了身份証,由於需乘飛機出差,丟失身份証的當天,他連夜坐車回黑龍江老家補辦,然而補辦之后兩個月才能領到新証,劉旭隻好拿著印制在一張紙上的臨時身份証趕回北京。
“在家辦身份証的時候,派出所的人說我這還算好的,有的人工作地、戶籍地和家庭常住地分隔三地,他們需要先回家裡取戶口本,然后再去戶籍地辦身份証。”劉旭不明白如今網絡這麼發達,為什麼不能把身份証的異地辦理解決,“‘神九天宮’能都對接,異地辦証實現兩地對接能有多難?”
相比於身份証的異地補辦尷尬,剛剛結婚的倪女士提到自己的辦理結婚証時經歷也是怨氣滿腹,“登記結婚必須到夫妻雙方任意一方的戶籍所在地辦理,我的戶口在山東老家,我老公的在河北,辦個結婚証隻要9塊錢,連請假加路費就花去一千多塊錢。”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流動人口規模日漸龐大,人戶分離嚴重,屬地化管理服務與舊有的戶籍制度不相兼容,導致公民辦証需要在居住地和戶籍地之間來回奔波。而地域間的政策不統一,部門間溝通對接不暢,冗繁的行政審批程序又在人為制造新的異地辦証關卡,“辦証難,異地辦証難上加難”的現象也就此產生。
“微改革”引贊許 學者吁建全國統一居民信息系統
“辦理准生証需蓋章簽字40多個”,“新婚夫婦為辦准生証奔波兩地長達三年無果”,這曾是公眾對於准生証難辦的“吐槽”。雖然此次“准生証新政”的實際便民程度還需觀察各地的落實效果,但是國家計生委這種簡化程序、就地辦理、提升公共服務質量的姿態還是引來輿論的贊許之聲。
其實,今年以來針對流動人口的異地辦証難,中國政府已經出台一些“便民措施”,輿論也將這些動作解讀為突破戶籍壁壘的“微改革”。
今年7月,民政部宣布中國已實現婚姻登記信息全國聯網目標,將探索打破在戶籍地辦理婚姻登記的限制,為流動人口辦理婚姻登記提供便利,讓新婚人群可以更加自主地選擇步入婚姻殿堂的城市和地點。而根據公安部的規定,今年9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州、深圳等6個流動人口較多的城市推行為非本市戶籍就業人員和在讀大學生辦理出入境証件的便民措施。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與社會建設研究室主任、《公共服務藍皮書》執行主編鐘君分析,解決異地辦証難的關鍵在於建立、完善和使用全國統一的居民信息系統,打破地域間、部門間的利益割據,簡化行政審批,使政府公共服務更加人性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杜絕權力尋租,防止腐敗,僅憑戶籍制度改革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戶籍制度壁壘的產生有歷史原因,也有中國國情因素,短時間取消這種壁壘難度較大,但是全國范圍內的居民信用系統,居民信息系統的統一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實現。”鐘君表示,居民信息系統的建立既能解決異地辦証難,也有利於社會管理形成透明、公開、有序的局面,同時也是對戶籍制度改革的一種探索。
鐘君稱,隨著城市化的發展,流動人口的增加,中國社會管理的信息化程度和統一程度相對滯后的問題凸顯出來,政府部門針對流動人口這些細微改革和便民措施,如果不斷擴大推行,也是中國社會管理進步的一種表現。
2.71億中國人“人戶分離” 戶籍制度改革需漸進
國家統計局今年1月發布的數據稱,去年全國“人戶分離”的人口為2.71億,比上年增加977萬人,其中非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流動人口”就達2.3億,比上年增加828萬人。由於戶籍制度的掣肘,大量的外來人口沒有享受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一系列的公共福利的附加,使得一紙戶口成了地域之間、城鄉之間的一道鴻溝。
在輿論熱議“異地辦証難”之際,關於“異地高考”的話題也在近期備受社會關注。根據教育部“各地年底前出台異地高考方案”的要求,如今距離各地公布異地高考方案的截止期限已不足一個月,但是京滬粵這些流動人口較多的地區的異地高考方案遲遲未出,圍繞“放開異地高考”的爭論也較為激烈。
相較於異地辦証難,異地就學、考學、就醫、購房購車,這些因戶籍壁壘而引發的“本地人”與“外地人”利益博弈,也讓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愈發強烈。
“我們現在的制度把人區分開了,農村戶口是一個標准,城市戶口是一個標准,北京戶口又是另一個標准,政府提供教育、醫療等等基本公共服務都應基於國民標准,而不是地域標准。”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認為,戶籍制度改革的症結在於中國的區域發展不平衡,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應該打破戶籍壁壘,推進公共服務的國民標准。
其實,對於打破公共服務與戶籍的“捆綁”,中國政府的探索已經開始。今年7月中國政府公布了《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胡祖才在介紹該規劃有關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底線”,由政府負最終責任,將來基本公共服務要跟戶口、戶籍地逐步分離,基本公共服務要成為群眾的基本權益。
對於城市中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均等化訴求,鐘君認為,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投入,提高公共服務的“增量”,另一方面,城市化進程要爭取人口在農村、鄉鎮、城市之間逐步實現“梯度轉移”,而不是集中向大城市涌入。
“目前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更需要做的是‘補短板’。”鐘君表示,中國戶籍制度改革的難點在於城鄉間、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相對落后地區的發展上。
“簡單放開戶籍限制,會導致大量人口向大城市流動,表面上看大家進城后機會均等,但誰能在大城市立足?必然是富有階層,這就會造成新的、事實上的不平等。” 鐘君稱,戶籍制度改革是個漸進的過程,不能簡單期待改革一步到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