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单元的大课题

“村民自治的第三波实践需要制度跟进”

“办成一桩事，不知要吵多少架！”王廷翠的大白话里，透着自治落地的酸甜苦辣。

王廷翠是秭归县郭家坝镇王家岭村的老党员，也是第七村落理事会的帮扶员兼监督员。

“修路砍的柑橘树是大树，要给我换一样大的！”王廷翠记得3年前谋划修建果园路第一次开会时的情景，村落21户村民，来了16户，火药味十足。

“后来发展到连开会选个地点都要吵，因为见面就嚷嚷，谁也不愿意20多号人在自己家里吵得脸红脖子粗，生一肚子气。”无奈之下，王廷翠组织大家到村头的小树林里吵。“有次早晨7点开会，吵到11点散了；午饭之后，接着开，接着吵。”王廷翠说，这样吵了十几次，利益诉求充分表达、互有妥协，土地调整、柑橘补偿、筹资筹劳等问题终于达成一致。

修路对各家果树的影响有多有少，需要互相找补。王廷翠就带着一个人一棵棵数，数一棵绑一根绳，另一个人数一棵解一根绳，直到两人的数对得上才作罢。1.2万棵果树，足足数了一个星期。

王廷翠家里有几大本手写的修路流水账，每家应出工多少、实出工多少，村民集资收入多少、支出多少，每家损失了几棵树、谁补谁几棵树等，事无巨细，全都公布给村民看，经大家签字同意。“群众的事情，每个细节都要细致到位，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

“村落自治与农业生产发展相结合，让民主成为实实在在的东西。”专家学者指出，秭归也好，清远也好，划小村民自治单元的改革探索，适应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有效化解了农村社会“神经末梢”管理缺位和失灵问题，为完善村民自治的组织结构和法律制度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清远、秭归的改革实践启迪我们，建制村并不是村民自治唯一有效自治单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院院长徐勇多次赴清远、秭归实地调研，他说，我国村民自治自发产生于自然村，定型在建制村，如今在广东、广西、湖北、四川的一些地方再度活跃于自然村，实现形式经历了三个波段。“村委会职能下沉到自然村或者村民小组，可能更适宜于自治。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自治单位愈小，自治范围和内容愈有限。”他建议，建构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自治实现形式体系。

徐勇提醒，清远也好，秭归也好，自治单元下沉，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有体制和现实难题：村民理事会自治组织职能有待明确，应提高行政事务准入门槛，防止重蹈行政化覆辙；自治运行资金有待充实，单靠群众筹资筹劳仍然捉襟见肘，应创新公益项目的实施，壮大集体经济；自治主体动力有待强化，目前自治行为都是义务服务，应创新“以奖代补”机制，保障村民理事会工作开展。

2014年和2015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徐勇认为，这不仅在于将自治单元建在什么层次，而在于提出了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命题。“村民自治是来自于村民的自我治理活动，同时又是一项国家治理制度安排。村民自治的第三波实践需要制度跟进。”

《 人民日报 》（ 2016年05月13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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