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畸形”城市化历程：彩礼先跟城市接轨 图【2】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

　　阎海军在城市的生活很简单，下班后他保留了儿时的习惯，要么独自阅读，要么陪家人聊天。他总觉得自己和城里的朋友有些“合不来”，他们喜欢的一些生活方式，自己总有点儿接受不了。

　　这个农民的儿子想在崖边找到共鸣，回家时若碰上婚丧嫁娶这些“崖边人最具仪式感的生活”，他都会尽量参与。过去的崖边，无论是出生、迎娶还是死亡，都会全村出动，“村庄就在这样的生离死别、迎来送往中繁衍生息、不断壮大，从明末清初建村时的几户人发展到了如今的80多户人家”。

　　但努力想要融入的他发现，自己插不上话了。在近年寥寥无几的崖边婚事里，彩礼已代替婚嫁双方成了村民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崖边的彩礼标准在3万到5万元，这是个偏低的数字，周边城市的一些农村甚至明码标价“大专8万元、本科10万元”。

　　崖边人阎光荣在他32岁那年终于结了婚。新娘韩艳花是邻村的姑娘，两人在外打工时自由恋爱，很快走到了一起。但韩艳花是“偷跑”出来的，阎光荣家里穷，她知道丈夫付不起彩礼钱，于是结婚的大事也没跟家里知会一声。

　　气冲冲的韩艳花父母拉了一帮子人赶到崖边，强行带走了韩艳花。他们放话，“4万元彩礼，一分钱不能少”。老两口的两个儿子都没结婚，指望着用韩艳花的彩礼钱来讨媳妇。

　　谁知那时韩艳花已经怀孕。此后几个月，韩家人多次翻山越岭到崖边讨要彩礼，阎光荣又是躲又是跑。后来，孩子快生了，没辙了的韩家人逼着阎光荣写下欠条，这才让小两口团聚。

　　闹剧仍未结束。因为迟迟还不上彩礼钱，韩家的两个儿子跑到阎光荣家大吵一架，慌乱中，小儿子的头被打破，血流了一地。

　　“结婚成了崖边人严重的负担。原本表达礼数的彩礼，在市场经济的熏陶下，又让一些农村婚姻的买卖性质不受制约地浮出了水面。”阎海军说。崖边人的婚礼也连带着变得越来越“浮夸”，昔日的唢呐、大鼓、骑着毛驴的新娘早已被车队、跟拍摄像以及掌勺的饭馆大厨所取代。

　　自己也无法免俗，他娶了长在城里的媳妇，婚礼也选择在城里的大酒楼举行，操办的流程正是“车队、摄像和掌勺大厨”。

　　有老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彩礼往往还是一对木头箱子一床被子加粮食，随后30年，彩礼从1000多元蹭蹭地涨到了三五万元，女方通过媒人漫天要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村里一户人家为娶媳妇，欠下10万元，至今仍在还债。

　　阎海军对此很是忧伤，畸形的彩礼制度正反映了在城市化冲击下，崖边婚姻的现状：婚姻不是恋爱水到渠成的结果，反倒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为了钱和私欲，什么都可以染指。

　　崖边的光棍多起来了。他做过统计，2013年，村里25岁以上的光棍达19人，而整个村子的人口，不过一两百人。

　　于是，有崖边人为了结婚，不惜送上自己的亲妹妹，和对方交换一个老婆。结果，对方送来的女人不愿意和这个光棍过，只待了一晚便回去了。被全村人耻笑的男人灰溜溜地出去打工，从此很少回来。

　　还有28岁的“老光棍”没钱找老婆，就和姨妈的女儿同居，最后表妹还怀了孕。姨妈见女儿肚子大了，来找侄子谈判彩礼钱。在外打工的侄子凑不出钱，亲人间大打出手，姨妈把女儿的大腿紧紧抱住，却被侄子一脚狠狠踢开。

　　更多的崖边人，从结婚开始和钱较上了劲儿。欠下外债的家庭开始了轮回，生儿育女，再为子女的上学、工作、婚事费力攒钱，变得市侩和斤斤计较。

村里一户人家上锁的大门

　　不孝顺父母的人越来越多，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

　　和婚姻一样，村庄另一项最重要的事情也在发生改变。

　　一个崖边的老人生了重病，他的儿子没给父亲寻医问药，反而急急忙忙开始筹划后事，又是准备寿衣，又是准备棺材。一天，有村民去探望老人，总算带给了他一个好消息：“我来你家路上听说你儿子去请大夫了。”

　　躺在炕上的老人“一下子精神了”，可等了许久也不见医生。老人叫来孙子询问情况，孩子说：“医生已经走了，那是我爸叫来的兽医，是给驴看病的。”

　　阎海军不知道那位老人听后的心情，因为老人没几天便病死在了炕上。

　　“这就是农村老人的现状，不仅是崖边，很多人对父母的‘犬马之养’都无法兑现，何谈‘敬爱之心’。”阎海军分析，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平衡代际关系被打破，家庭关系的主轴由父子关系向夫妻关系转化，族权、夫权主导的社会结构发生裂变，老人的威严不再被推崇。

　　他对崖边人的变化无可奈何。经济发展了，人们凡事都朝利益看，一天比一天衰弱的老人便成了受歧视的对象，老人在家中无法创造价值，成了“多余的人”。

　　一个名叫钱永福的老人晚年在二儿子家养老。最早，他还能给儿子做家务或是放羊，可自打生病以来，他能干的活儿越来越少，儿子和儿媳便常常辱骂老人，不给饭吃。

　　村里的人去看钱永福，劝他找个大夫，老人却说：“钱我有，但人家（儿子）没这意思，我不能自己叫。”

　　生命的最后时刻，钱永福不愿再面对儿子，选择了绝食。他跟村里来看他的朋友说，自己已经10天没吃饭了，“这次一定要给人家（儿子）死了”。说完这话，泪花从浑浊的双眼里溢出。

　　几天后，钱永福死了。

　　曾经，不孝的子女在崖边会遭受极大的舆论谴责。可现在，“不孝顺父母的人越来越多，连舆论也失去了力量”。钱永福死后，他的儿子在葬礼上大哭，村民依旧捧场，却无人出面指责。

　　“崖边甚至是全中国每个农村的老人，只要还出气，都不会放弃劳作。他们有一个无形的压力，不劳动就会被当成废人，就不好意思再吃儿女的饭。”阎海军说起老人有些哽咽，他的父亲前些年因为干农活儿时不小心削掉了一节手指，母亲也曾不小心从梯田摔落。“怎么会不担心呢？可我也无能为力，我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父母接到城市，更何况老人根本无法适应城市。”他说。

　　阎海军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祈祷父母不要出事”。好几次回家，他都赶上清明，陇中高原的树还未抽芽，夹在山间的崖边村和黄土地融为一体，风一过，尘土飞扬，瘦削的树枝摇摇欲坠。

　　那身影像极了崖边的老人。他们和子孙儿女背道而驰，却依然以瘦弱的身躯坚守在这片贫瘠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