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爱告状”出名

　　如今“小城大爱”已成监利新名片

　　监利人“爱上访”“爱告状”出了名。

　　“2011年10月任职县长后，我第一次调研是到县广电局。刚要离开广电局时，在大门口就被群众拦住了，他们‘扑通’一声就全跪下了，让我很震惊。”黄镇回忆，一问原来群众是为家里下水管排水不畅问题上访。

　　“我到监利第一天上班时，县政府大院里挤了三四十名上访群众，还拉起了‘我要吃饭，我要种田’的横幅。”董新发说，“当年县委县政府大院内上访者堪称‘络绎不绝’。”

　　信访情况好转开始于2011年，赴省进京非正常上访数量大幅下降。2010年、2011年两年上百人次进京；2014年只有二十来人次；今年只有十来人次，涉及两个人。2012年开始，监利信访工作连续3年受到荆州市表彰；2014年被湖北省表彰，进入全省先进行列。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来上访的群众都比较理性、有序地表达诉求，不像过去“拍桌子，打板凳”，怒气冲冲，堵门堵路。

　　农民负担重曾是监利农民上访的主要原因。国家免除农业税后，一些地方仍变相增加农民负担，引起农民不满。2013年，有媒体报道监利农民负担依然沉重，湖北多位省领导批示要求彻查。

　　原来，尽管国家早已实施乡镇机构改革，但监利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一些被精简的机构“改头换面重开张”，继续安置应该被分流的人员。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乡镇机构改革后，某乡镇设立了一个“小公社”，作为二级机构夹在镇、村之间，人员达上百人。这些没有编制的人员，得不到财政供养，工资、福利、工作经费从哪里来？还是从农民身上收。

　　当年，监利开展全县财务大清理，清退140多名超员村干部，精简了110多名超配的工作人员，退还了农民近1200万元资金。其中包括700多万元招待费，监利县要求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当众退还，“把吃进去的全都吐出来”。

　　去年，湖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吴琦又去监利明察暗访了一天半，所到之处，农民都回答“真没乱收费了”。

　　除了农民负担问题，各种民生事项也是上访热点。“过去，不少干部高高在上，服务意识薄弱，回避、推诿矛盾的多；群众对干部不信任，所以信上不信下，越级上访的多。”县信访局局长冉军垓说，随着监利县干部作风的转变，矛盾化解更加有序。

　　对此，王新鹏夫妇感触最深。2001年12月，柘木乡食品所将所内一处房产卖给何某；后来，食品所在没有与何某废止房屋转让合同的情况下，又将房产转卖给王新鹏。一房两卖，王新鹏与何某的“拉锯战”也就此开始。

　　2004年，监利县法院宣判，判决食品所（此时已改制，机构撤销）与何某合同无效，房产归王新鹏所有，但何某拒不交出房屋土地使用权证。

　　10多年来，王新鹏夫妇基本每周一次，坐几个小时车到县城上访。随着食品所的改制和其上级部门的撤销，他们越来越找不到“主事”的部门，虽然执着上访却毫无结果。

　　今年9月，监利县主要领导亲自督办此案，经过10多次协商，王新鹏夫妇终于可以办理房产证了。

　　群众相信干部真的在为百姓谋利益，大灾大难面前，才能上下一心。

　　江城路59号，监利人民广播电台。“东方之星”号客轮救援期间，监利满城的志愿者“黄丝带”就是从这里飘起。

　　“我长期在监利生活，以前这里名声不太好。”电台负责人杨用富说，“当时呼吁大家把车献出来无偿服务，有没有人来，我心里真没底。但没想到，不到半个小时，电台的小院子就挤满了车。”10天时间，3160辆私家车加入黄丝带行动。

　　11月3日上午，记者随黄镇走访慰问了救援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在县城天府东路陈记炸酱面馆，80后老板鲁超操握住黄镇的手说：“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到监利的温暖，不求啥回报。”救援期间，陈记炸酱面馆为遇难者家属、解放军等提供免费用餐，共送出8000多碗面条。

　　党风与民风的良性互动，从一段插曲中看得最清楚。“东方之星”号客轮救援过程中，一位外媒记者采访一位当地农民时，试图诱导他批评指责政府，结果反而被怒斥：“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没看到他们都在尽心尽力地忙着救援吗？”

　　6月中旬，“东方之星”号客轮善后工作临近尾声时，台资企业东莞崧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吕崴林，一家三代一起来到监利。吕崴林的老母亲年近九旬，但仍坚持亲自赶到监利，“监利的民风这么好，人这么善良，在这里投资我放心。”

　　“小城大爱”，已成为监利的新名片。

　　《 人民日报 》（ 2015年11月27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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