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故宫后人共忆国宝避寇路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华北危在旦夕。因担心日军的烧杀掠夺,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迁离北平,并派军队保护。故宫押运文物出京的负责人欧阳道达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如此描述当时紧迫的形势:“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

　　经过一年的整理、装箱,1933年2月6日,13427箱64包故宫文物离京,经过3个月的时间到达上海,1936年又运送到南京。然而“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第一场大会战,南京已不安全,护送队伍不得已,又兵分三路,将一部分文物运抵贵阳、安顺,一部分运送到四川乐山,另一部分经过郑州、宝鸡,抵达峨眉。抗战结束后,三条线路的文物陆续于1947年运回到南京,至此,故宫文物南迁历时15年。

　　这是两位耄耋老人梁金生和庄灵记忆中的文物南迁的故事。他们都在这次大迁徙的途中出生。他们一个跟着一些文物去了台湾,一个留在故宫与回来的文物厮守至今。

　　梁金生：念念不忘核算文物账

　　1937年,第三批南迁四川的文物在川陕公路运输的艰苦状况。(资料照片)

　　67岁的梁金生一定要弄清楚一笔“陈年旧账”:抗日战争结束后,到底有多少故宫文物没有回到北京?

　　已在故宫博物院工作36年的梁金生认为,这是一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抗日时期,为了保护中国文物不被日军掠夺,故宫博物院护送文物南迁,辗转上万里,书写了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梁金生说故宫文物南迁的路线大致与国民政府撤退的路线一致,“是国家抗日大政方针的一部分。”

　　这也是他家族最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梁金生的爷爷、父亲、叔叔都是故宫押运文物南迁队伍中的成员。而他和其他四个兄弟姐妹也都在文物南迁的路上出生。

　　护送文物的故宫人历经枪林弹雨搬货物、建库房,但他们始终秉承“人在物在”的原则。而对于梁金生来说,一家人的命运也从那时起和紫禁城里的瑰宝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避寇之路

　　“没有具体规划的目的地,哪里能避敌,就运到哪里。”梁金生说。据父辈回忆,南迁之路总是遭遇各种险情,大雪封山、汽车翻覆、土匪骚扰,还有敌机轰炸,南迁之路仿佛唐僧西天取经一般,历经劫难。

　　梁金生在书上看到过爷爷梁廷炜遇到的一次险情。当时爷爷在陕西汉中,准备和账房先生结账,忽然日军空袭,他本想躲到菜籽地里,但时间来不及,只能跑到河边的桥底下躲起来。轰炸结束后,他们才得知敌机往菜籽地里投掷了不少炮弹,藏在那里的很多人都死了。

　　路程虽艰辛,故宫人的生活继续。15年的南迁历程,使得故宫与各地政府、军界和百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甚至“联姻”。在四川乐山和峨眉,故宫人和保护文物的军人在当地成了家的共有五对,这在当地一直被传为佳话。

　　梁金生的父亲梁匡忠在1941年护送文物南迁的路上,经同事担保,以17岁的年龄成为一名故宫人。1944年他负责押运的文物抵达峨眉后,在那里娶妻,并生下第一个孩子,因在峨眉出生,取名梁峨生。

　　梁家兄弟姐妹五人都以文物迁徙的途经地取名。1946年出生的大姐,叫梁嘉生,因当时文物运送到乐山,古时乐山叫嘉定府。1947年梁金生在文物运回南京时所生,妹妹1950年在南京出生,取名梁宁生。弟弟1956年在文物运回北京后出生,取名梁燕生。

　　梁金生对“南迁”经历几乎没有记忆,但是他最愿提及的是南迁路上老百姓对文物的保护。

　　故宫南迁文物,要在多处停留,一些地点停留时间极为短暂,或只停留数月,但也有一些地点较为长久,比如乐山的安谷县,就存放了8年。

　　1939年8月19日,日军轰炸乐山,城区半毁。此时,兵荒马乱,护送队伍要途经大渡河,如果不是安谷百姓帮忙整治险滩,疏理河道,故宫文物无法顺利运抵渡口。当地乡农和故宫工作人员还一起制作文物箱,帮助防潮灭虫,腾挪晾晒,8年时间,故宫文物无一损伤。梁金生说,如果没有当地民众的配合和支持,要保护好这些文物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海外关系”

　　“南迁”途中的故事,梁金生大都是自己看书或者听外人的讲述得来,父亲却很少提及,因为这是家中“大忌”。

　　“受的苦还少吗?”梁金生说。

　　1945年抗战结束后,文物的最后一次“南迁”是去台湾。1949年,国民党军队败退,蒋介石带着近200万的党政军干部及家属从大陆撤台,而梁金生的爷爷、奶奶、叔叔还有他的大哥奉命将部分文物运送到台湾。

　　15年的南迁之路,让梁家人觉得这次去台湾没有什么特殊,终归还是要回来的,但谁曾想到,这一次竟是永别。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海峡两岸开始长达几十年的军事、政治对立,海峡之隔的一家人从此杳无音讯。那时梁金生只有两岁,对爷爷和叔叔都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他没有想到,家人去台,却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

　　梁金生上中学时成绩优异,思想进步,但因为家中说不清的“海外关系”,他成了学校里的“落后分子”,直到班里成立了团支部,都没有发展他成为团员。

　　“我是班长,班里的钥匙一直在我手里,放学都是由我负责来锁门。但有一次,团支书说,我们要开会,你把钥匙留下。”梁金生那年14岁。他说自己“当时心情失落到极点,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没有我?”

　　1968年,他在内蒙古插队,同时申请入党的五个人里只有他是“知青”,别人都没有什么文化,入党的申请表都是由梁金生代劳填写,可是最后,五个人里只有他的申请没有被批准,理由是“海外关系不好调查”。

　　梁金生心灰意冷,一心要扎根农村。但直到儿子出生,有人劝他,为了孩子的将来,还是回到城里发展好。于是他只得硬着头皮回到北京。

　　1979年,32岁的梁金生报名参加故宫博物院的招聘,没有人照顾他是“子弟”,更不念及他家抗战护送文物南迁的贡献,他“公事公办”地考进了故宫工程队,成为一名泥瓦匠,5年后,他才调到文物保管部,负责故宫文物的总账和文征集。

　　他进入故宫的同一年,大陆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争端。而一家人重逢的契机也因政府鼓励有“海外关系”的民众与台湾的亲戚朋友加强交流而到来。梁金生记得是在1985年左右,一位台湾文物专家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做交流,提到曾经在台北故宫见过“终日穿着长衫”的梁金生的爷爷,他表示可以帮忙转交信件,而当时两岸还不允许书信交流。

　　梁金生马上代表家里写了一封家书。他在信中提到妈妈已经去世,并询问了爷爷奶奶的状况。他还附上几张家人的照片。交信前,他特意找了一本字典,用繁体字又重新写了一遍。

　　然而,信件转到台北已时隔半年,大哥梁峨生在回信中写道,爷爷奶奶在1972年也已去世。

　　几封信往来后,分别近40年的家人很快就见面了,但重逢之时的心情“极为复杂”。

　　梁金生回忆,当时父亲的眼神好像呆滞了一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缓过来。“大家都掉了眼泪,但这么多年的分离,彼此都有了各自的风雨见识,经历了多少辛酸苦辣,不是一哭就能了之的。”说到此处,梁金生眼圈红了。

　　叔叔们在台湾的生活富裕,有洋房、有汽车,而梁金生当时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他感叹那时两岸的差距很大。

　　核算清账

　　大陆与台湾的交流日益频繁,梁金生先后在1993年和1998年去台湾看望过家人。他还参观过台北故宫,面对已经成为镇馆之宝的文物,梁金生心里就一个感觉,“都是故宫的”。

　　故宫人恪尽职守、加上军队保护、百姓支援,“南迁”路上并没有丢失一件文物,因此有人称之为是人类文物搬迁史上的奇迹。

　　但是1933年从紫禁城迁出来的文物,并没有都回到北京,一部分运到了台湾,一部分留在了南京,这也成为运送文物南迁的故宫人始终不能释怀的心结。

　　“大概是再也回不来了。”梁金生说。1949年,国民党去台湾,带走了大批留在南京的文物,但时间匆忙,有2900多箱留在了码头上,当时的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接管,此后便一直留在南京。

　　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几次去洽谈回迁文物之事,但南京方面始终不肯答应,“很难要回来,都想留着,都说和文物有感情了”。梁金生说。

　　不知是工作使然,还是家中护宝南迁的经历,梁金生坚持认为故宫的东西就应该回到故宫。即使回不来,他也想弄清楚,到底留在南京有多少文物,都是什么物件。

　　“这件事始终就没有人做。”梁金生说,很多人都在看故宫的笑话,但是他们不了解,时局不稳,加上故宫人员调配,后来又有政治运动,没有人能顾得上。

　　现在,清点故宫南迁文物成了“退休返聘员工”梁金生“一个人的工程”。核对账目过程枯燥,但也常带来惊喜。梁金生是故宫世家,高祖父梁德润和曾祖父梁世恩都是宫廷画师,他最得意的时候是偶尔能在清点文物的账册中看到祖辈的名字。

　　梁金生还有一个愿望,希望儿子也能来故宫上班,故宫博物院的几任馆长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想法,像梁家世代都在故宫服务的工作人员,本身也是故宫的一种财富。（袁全 王梦雪 吴凯翔）

　　庄灵：犹忆睡在文物上的童年

　　1950年4月至1965年11月,迁台故宫文物全部收藏在台中县雾峰乡的北沟库房,图中的木箱都是抗战南迁时的原箱。(资料照片)

　　台湾著名摄影家庄灵,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大迁徙的途中。随着南迁的这些国宝辗转,他从出生地贵州,到重庆,到南京,到台湾。可以说,庄灵的童年是陪着故宫文物度过的。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与文物的厮守,使他受到了别样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启蒙。

　　生在文物迁徙途中

　　庄灵的父亲庄严,1924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自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至1969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职务退休,庄严大半生陪伴故宫文物,“从一而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东北,华北岌岌可危。1933年初,北京故宫博物院将分属古物、图书、文献三馆和秘书处的重要文物,共包装了13491箱,着手南迁。当年2月6日,第一批南迁文物启程,押运负责人之一就是庄严。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存放于南京的故宫文物踏上更加艰难的迁徙旅途。庄严押送其中一路,辗转武汉、长沙、桂林、贵阳和安顺,最后抵达重庆。

　　1938年,陪护故宫文物暂时落脚贵阳时,庄家的第四个孩子庄灵出生了。襁褓中的庄灵随着家人迁至更加偏僻的安顺,故宫文物被藏于城外一个石灰岩天然洞穴——华严洞。

　　庄家人在安顺生活了近5年,直到1944年底离开。“那段时光是我最早的一段印象,也是十分鲜活的生命印记”。现年77岁的庄灵在台北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时说。

　　当时,庄家人租住在安顺县城内。庄严和故宫同仁经常为公务往返于办事处和华严洞两地,家中大小事务由庄灵的母亲打理。

　　“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艰苦。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母亲为了贴补家用,每天要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书。”庄灵回忆说。

　　他说,当年生活之窘迫,吃的是掺杂着谷壳稗子、石头、稻米肉虫的“八宝饭”,下饭用的是辣椒面和酱油。“连辣椒面都很难买到纯的,里边往往掺进了一些红土。”

　　但是,“所有人的生活都如此,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吃苦的感觉,反而觉得那段日子很快乐。”

　　睡在文物箱子上

　　庄灵儿时的快乐与父亲守护的故宫文物不无关系。

　　“每逢假日,父亲常会带着我和哥哥步行到华严洞,偶尔还会留在洞口旁的中式阁楼‘会诗寮’过夜。”他记得,华严洞里又黑又深,而守护文物的军人清早在洞外土场上集合,踏着整齐的步伐,高唱“大刀进行曲”。

　　庄灵说,华严洞里很潮湿,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同事会把一些易受潮的书画分批拿出,在广场上晾晒。“我们好奇地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

　　1944年底,日军攻陷独山,贵阳告急,存于华严洞的80箱文物启程撤往四川。庄家人紧急处理家用杂物,庄灵陪母亲在街角摆摊,“连补过的袜子都能卖掉”。

　　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运送文物的车队驶上了川黔公路。“路旁都是扶老携幼、挑箱逃难的难民,绵延好几里长。”年幼的庄灵和文物一起,途经贵阳,穿越息烽口,驶过木造的乌江大桥,在遵义附近还遭遇了低空盘旋的日军侦察机,在翻过险峻的娄山关后,终于接近四川地界。

　　一路颠沛奔波,累了只能躺在文物箱子上睡一觉。“睡在文物上,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庄灵笑着说,箱子上有横木,其实并不好睡。

　　文物入川后,第一个落脚处是川东巴县一品场的石油沟。“那里地处偏僻山坳,两边是长满竹林的崖坡,谷底有一条山溪,水声潺潺,父亲为这里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飞仙岩。”庄灵说。

　　飞仙岩人迹罕至,附近没有学校。“父亲就用他的方式教育我们,那是我们兄弟接受将中国文化艺术融入现实生活而形成的特殊美术教育的开始。”他说,和在安顺时期一样,父亲会借着晾晒书画之机,为他们讲解传世作品。晚上临睡前,父亲常常带着孩子们玩“名画接龙”游戏,每人按朝代、画家和作品的顺序接龙。“直到有人说错认输或玩累睡着才停止。就这样,我们对于看过的故宫名画,渐渐都能牢记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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