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抗战：不该遗忘，一座城市"无声的抗战"【3】

惊慌失措的难民。 资料照片

　　【伍】

　　每天，总有一辆黄包车，迎着晨光，从吕班路、老北门、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一路行驶进入南市难民区。车上坐的正是饶家驹。

　　南市，像是一个由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当两辆黄包车彼此驶过，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铺有尖利的石头而崎岖不平。难民们涌入这里后，迅速占据所有空房，填满每一个角落。

　　饶家驹事必躬亲，他每天必到难民区，因为管理再妥善，也总有疏漏。

　　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他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绸布棉被百余条，他受到了严厉处罚。

　　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

　　难民区内还会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设立。

　　上海市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珍贵材料，由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所写，上面描述了难民区的生活图景：商人们从浦东那里带回蔬菜、水果、肉类、大米；他们更喜欢将商货运输到南市去卖，因为在南市商品卖得更快更直接；道路两边摆了许多食品摊位，有猪肉片、成堆的橙子和蔬菜。商品价格则受到中国商会的控制。

　　大部分难民都携带一些钱财。由于南市几乎与周围隔离，这些钱只能在安全区内流通，它类似于一个孤岛社区。监委会做出种种努力，鼓励店主重新开店。这些“店铺”不单单只卖食物，还令人惊讶地销售由陶瓷制成的饰品、铜制品、廉价的刺绣以及卷轴字画，这些物品都是安全区第一次开放时发生的大肆抢劫的结果。

　　可以说，是上海的民众和国际友人共同支撑着难民区。它靠救济竟然维系了30万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学者都感叹“实在了不起”。

　　法文版《饶家驹的故事》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安全区里，时而有低吟的读书声飘荡。是儿童与成年人，他们席地而坐，或找来粗糙的长凳、铁皮饼干筒坐上，听难民学校的老师教授知识。

　　编筐、结草绳、做纸花、编草鞋、做鞋、裁缝、刺绣等手工艺课纷纷开设出来。因为大家认为，总有一天，在某个值得期待的和平未来，难民们能用上这些手艺。

　　这里是让人绝望的战区，这里也是希望之地。

　　【陆】

　　尽管有铁丝网，日本人还是进来了。

　　1937年11月12日，新北门障川街忽然窜出30多名日本兵。他们在沙包上插着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又开出两辆轻型坦克，巡行民国路，14名日本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饶家驹赶紧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12月16日，一名中国狙击手躲在难民区里，打伤了日军哨兵，日军冲了进去。饶家驹与日军的一个中佐谈判，最后日军还是让步，同意由委员会继续管理难民区。

　　虽然表面上承认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日军的觊觎始终存在。不久，日军找到了借口，说自己的士兵在难民区外巡逻被人打伤，他们不顾国际救济会的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

　　翌年底，日军又使出了新花招：难民区总办事处通往租界的电话线被剪断了，也是经饶家驹据理力争，后来才由工兵接通。

　　后期，日军加强控制，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青莲庵、庙前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等7处。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士安桥两处。

　　根据一位老人的回忆，日军哨兵进入难民区时，不仅驱逐难民，还有一些中国女孩被拉出去强暴。但总体上，这里还是比较安全。

　　在这样一个难民区，必然有共产党人的活动。难民区里就曾建立起党支部。赵朴初是慈善救助的重要人物，周边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员。他们一面救济难民，同时动员单身男子参加新四军。

　　根据学者后来的考证，新四军一部分的来源就是上海的南市难民，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慢慢把这些难民运送出去，名义上是疏散回乡，请饶家驹开证明，弄通行证，实际上这些人就跟着共产党到了苏北，加入了新四军。在这个难民区里，后来培养出一批共产党的骨干，如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周克、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杨堤等等。

　　【柒】

　　1940年，上海形势好转，大部分难民返乡。

　　6月，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离开上海，返回法国。他的祖国也在遭受战争，他要回去帮助他的同胞，就像帮助上海的同胞一样。

　　《申报》在6月18日第8版中刊登了对饶家驹的采访。其中写道：饶氏昨日对他的朋友说：“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的。”他最近不用“饶家驹”三字，改名为“饶家华”，言为心声，我们顾名思义，就知道他易名的动机，他的确是一位挚爱中国的国际友人。

　　“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者，6月底宣告结束。

　　饶家驹不知道的是，他离开后，上海的难民们一直想为他铸立一座铜像，还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

　　但《申报》说，“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既无金钱，又无势力。”

　　1946年，饶家驹因病死于柏林，享年68岁。

　　然而无论如何，安全区的成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转轮。

　　国际红十字会高度关注，在南市安全区成立后不久就派人前来参观。

　　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视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

　　1949年，63个国家代表制定《日内瓦公约》。其中，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文件两次提起“饶家驹安全区”，把这一“上海模式”作为公约的范例，这在国际公约中极为少见。

　　从这一刻起，国际人道主义法里，正式有了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条款；从这一刻起，南市难民区的意义跨越了时代和国别，成为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环。

　　遗憾的是，饶家驹病逝于1946年的柏林，没能见到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但是上海的南市难民区，却以这种方式永远记住了他，记住了和他一样慷慨、仁爱，在抗战中与侵略者斗智斗勇，保护无数平民的人们，也记住了这座海纳百川的慈善之城所散发的人道主义荣光。（记者 龚丹韵）

　　（参考资料：阮玛霞《饶家驹安全区》一书，苏智良、张化、姜玉春等多位学者的论文；学术支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一页123 上一页123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