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抗战：不该遗忘，一座城市"无声的抗战"【2】

　　【叁】

　　斡旋于每一方的顾虑和利益，最初的谈判无比艰难。

　　饶家驹需保证，安全区不会成为扩张的租界，不会成为中日双方的军事用地，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后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赞同、中方要赞同、日方也要赞同，交战双方都签署书面协议，安全区方名正言顺。

　　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交际技巧办成功了。

　　1937年11月4日，上海市政府首先同意。随后日方也勉强同意，这得益于饶家驹一贯积累的人脉和声誉。而后来在南京试图建立安全区的拉贝，由于没能获得日方认可，在其压力下，南京安全区不到半年便被迫关闭。

　　书面协议的好处马上体现出来。11月11日，日军占领南市大半，沿街纵火，连烧数日，但南市安全区没有被波及。

　　烽烟蔽日中，7根竹子支撑的临时帐篷缓缓撑起，充满希望地出现在震旦大学校园里。7000多名难民挤在一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门诊部、难民登记处、培训班、分发定额食物处、煤供应部等基础服务设施紧张有序地建立起来。

　　而南市难民区开放的第一天，城隍庙、小世界、学校、公园、教堂、寺庙，但凡有空间，收容所就如雨后春笋一个个冒出来。

　　安全区面临的是另一种孤岛般的挑战：一个被围住的区域，生活着几十万惊慌失措的难民。维持秩序，相当于管理一座中等城市。

　　安全区是自治的，监察委员会首先成立，饶家驹任主席，各国外籍人士任委员。这是高明之举。不少委员其实在租界、商会担任要职，他们独特的身份便于协调矛盾，更便于募集资源。

　　难民区被划成9个分区。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职，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总办事处下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财政预算分4块：食物、衣服、医院和其他。

　　这哪是“小小的难民区”，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日子久了，难民们自己发动起来，与慈善组织分工合作。最终，大家一起让这个孤岛社区拥有了行政机构、警察、医院、学校、手工工场甚至刑事法庭。

　　南市难民区能被写入《日内瓦公约》，其独特的范例价值正在于此。因为它不仅孕育而生，而且还创造了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

　　【肆】

　　1937年11月9日，铁丝网围住了方浜路。许多人还未意识到，30万人的命运即将被改写。

　　起初，难民们闻讯涌入，人口迅速超10万。然而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水没电、少粮少衣。委员会和法租界协商，法租界的水电供应延伸到难民区。最终，安全区建立了24个开水房，为104个收容所提供服务。

　　接着是吃饭问题，形势不容乐观。每一天，通往法租界的西大门口，隔着厚厚的铁栅栏，难民们总是伸出手乞食。

　　法租界居民出于同情，有时会隔门给难民投食。但结果总是年富力强的人抢到食物，有人因此受伤，也有人把食物再转卖给他人牟利，弱者和儿童永远得不到食物。委员会出面阻止这种做法，尽量把食物送到捐赠中心。

　　而饶家驹的头等使命就是募捐。

　　上海的慈善机构、企业、官方机构都纷纷出钱。饶家驹觉得日本负有责任，甚至还去找日本人要钱。然而在战火中，这座工商业城市已经凋零，快被掏空，几乎捐无可捐。1938年5月2日，饶家驹开始海外募捐。

　　他先去了日本，变相“敲打”日本继续遵守诺言，不要占领难民区。然后他又去了加拿大、美国。

　　5月26日，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了他，慷慨地给他一大批小麦和一大笔美元。此时的上海粮食短缺、物价飞涨，美国的小麦不断由国际红十字会免费运给难民，简直是送了一场场及时雨。

　　一张5分的票，换取6盎司大米。这是每个难民一天的份额。根据资料记载，安全区内共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每天，寺庙院子里队伍蜿蜒长达百米。分发者坐在桌子边，票券被一一盖章和打孔。大米从一堆麻袋中被舀出，倒入难民的袋子里。

　　最令委员会紧张的是医疗卫生。安全区内一旦暴发传染病，后果难以预计。这个工作太繁重，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单独处理，于是责任被分摊给各善团。生病的难民实在太多，就连路边被遗弃的婴儿，时常都染上性病。

　　1937年11月16日，城隍庙内设立了第一家临时医院，门诊部每天处理300多个病例，但是与难民人数相比，仍然不成比例。第二天，南市流通图书馆内成立了临时产妇医院。后来又陆续增开了灾童医院。这些免费义诊都需要一大笔开销。期间，委员会还募得一些防疫疫苗，免费给难民注射。

　　夜晚，火光和轰鸣时不时从毗邻处冒起，这样可怕的景象让安全区的治安形势格外严峻。法租界每晚派中西侦察员若干在区内巡逻，以防小窃和骚乱。每天白天，委员会的成员都会在安全区出现，他们一旦出现，难民们就心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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