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志龙：国企、金融、保障改革是未来中国财富巨头

《财富中国》新书首发式暨新常态财富与资本对话论坛于12月28日在京举行，论坛就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保障体系改革等新常态财富与资本话题展开专家辩论。该著作者董志龙在主旨演讲中阐述以下观点。

国企改革让富于民

蓬蓬勃勃日新月异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社会经济环境与经济结构，一方面也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国企开始由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向市场主体转变。时任国资委主任的李融荣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国企改造时指出：国企改革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大体用了15年的时间。主要是通过扩权让利、实施承包经营责任制，把国有企业引入市场，实际上还没有真正进入市场，我把它比喻成比赛前的热身。第二阶段是从这以后到2003年以前，大体用了10年时间。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开始进入市场，按照市场规则参与竞争，我把它比喻成预赛。一赛就赛出问题来了，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开展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以适应真正的市场竞争环境。第三阶段是2003年以后。这一阶段是国有经济真正开始参加正赛，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则，与其他所有制性质的企业一同参与公平竞争，享受同等的市场待遇。

董志龙指出，国企改革是一个国退民进，让利与民的过程。所经历的是改革的阵痛。据相关统计，当时的国企下岗人员总数最高峰曾高达3000万。诸多国企经历了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有些国企还经历了关停并转的痛苦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国有经济遍布各个行业、各个领域。1978年，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全部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92%。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私营经济分布领域不断拓宽，外资企业逐步进入，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局面开始形成。为了扭转国企全面亏损的被动局面，许多国企开始在兼并重组以及出售中变为民营企业，民营兼并国企的案例数不胜数。仅1998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就从6.5万户降到2.1万户，减少了三分之一还多。而减少的这部分国企，绝大部分转为民营企业。而转让的代价则微乎其微，有的国企几乎零代价转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家的让利与民政策实实在在地壮大了民营企业规模，播下了财富的种子，为社会经济的飞速增长打下了基础。据《2006年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2007），现有全部465万户私有企业中，94万户企业是由改制、收购原国有、集体企业而发展而来，占全部私企的20.3%。据分析，私营企业近7万亿实有资本中，来自原国有、集体企业的资产至少占1/3，而且是在资产评估中被大大低估的、廉价获得的“干货”。

客观地说，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国企的全面亏损则是国企改革的深层动因。而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与计划经济是不具备市场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的壮大，一方面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也为国企改革提供了出路，也为缺少竞争的经济环境增添了竞争要素。

有了竞争，才有活力；有了竞争，经济发展才会更为健康。民营经济的成长本身就是竞争的结果，民营企业顽强的生命力不但稳定了改革中的社会经济环境，也竞争出一片成长的天空。由此，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同步共舞，财富蛋糕越来越大。民营经济是民生经济、富民经济，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就目前来看，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仍有诸多改善空间。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二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三要增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四要进一步加大“民间投资36条”实施细则贯彻落实力度，不断扩大民间投资比重。

回顾改革之初的1980年，全国民营工业企业仅7万家左右，民营工业产值仅约为25亿元；至2012年已突破1000万家，总产值约31万多亿，民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超过60％。

分析这组数字，了解改革的足迹，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国企转制，国退民进为民间资本的积累以及民营企业的壮大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更确切地说，国企改革创造了民营企业登台表演的大舞台，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并在社会财富积累中，留下一波鲜明的印记。

金融从混业经营走向专业化

董志龙指出，去杠杆化成为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又简称为《多德-弗兰克法案》），为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定下主基调。这个号称是自“大萧条”以来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深远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重演为主要目的，对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变革。该法案主要包括三大核心内容。一是扩大监管机构（美联储）的权力；二是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目前监管机构的权力，全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采纳 “沃克尔规则”，即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尤其是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以防范金融风险。综合而言，《多德-弗兰克法案》提供了最清晰的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监管的图景，该法案预示着美国大规模去杠杆化的开启，监管部门希望透过这个“金融风暴下的蛋”迫使大部分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把过去采用杠杆方法“借”的钱重新吐出来。我们暂且不去评价奥巴马的改革成效如何，但有一个方面是值得肯定的，那就是金融危机的暴发地，去杠杆化的过程仍将持续。其次，在后危机时代，汇率改革也是一项重要金融改革。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一直都在反思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缺陷，思考改革的方向。2009年中，G20峰会上，汇率问题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艾文耕对记者表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汇率制度正在出现重大变化，其中一个标志是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日益增加。”。2010年末，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库部长斯万(Wayne Swan)在北京表示：“应对全球金融失衡需要一系列的结构改革，而汇率改革肯定是上述改革的一部分。”。而对于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各国之间仍存在严重分歧，尚未达成一致决策。

国际货币汇率制度的近期发展趋势，是由固定汇率安排走向浮动汇率安排，但这个过渡时期会相当长。中长期适宜的发展方向是，逐步向内固外浮的区域弹性汇率安排过渡，同时要加强各国之间的汇率政策协调，稳定在多元储备体制下的国际货币汇率体制。而对于我国来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条件下，要寻找在一定时期内正确、合理的汇率水平，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第三，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的金融领域的刺激性增长策略也对缓解与阻止金融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方面，前文已有叙述，在此不再重复。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对健康全球金融产业具有积极的作用，在一系列金融改措施过后，世界金融格局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提高了全球金融业的健康水平，以及全球金融业发展中的均衡性，对未来世界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从微观管理层面上的混业经济与分业管理的矛盾到未来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四个方面，不同程度地映射出我国金融业目前存在的管理机制与发展战略方面的现实问题。上升到系统性建设层面，目前而言，不论微观层面的管理机制的建设，还是宏观层面的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归根到底都是一个系统性机制建设问题。首先，整个金融业的系统化建设首先要注重的是功能与机制的建设问题。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中“一行三会”互不隶属，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尚未明确，监管机构之间职权划分不明，法律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更重要的是，我国金融监管者自身缺乏监督，纠错机制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难以确保金融监管的公正合理，无法持续保证监管的正确性。这种相对独立的状态无法保证金融系统的功能性统一，不利于政策的连续性，亦不利于金融业的高效发展。

其次，从未来金融发展的主导方向来看，直接融资；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可兑换都是必然要进行的金融业市场化建设，也是人民币走出去战略的具体表现。前两者是基础，后两者则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而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如若顺利实施，都有赖于建立与建全相关机制，以及加强金融业自身素质与机制建设。

董志龙指出，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走出去”是中国银行业的必然趋势，但从目前中国银行业自身素质、竞争能力和国际化经验来看，以及从“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的影响来看，中国银行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许多风险，海外扩展步伐也将面临多重挑战。而围绕“走出去”战略，强化金融业系统性功能与系统性机制的建设则是一个必然选择。

《规划》确定的六大主要目标中，第一大目标便是产业评估目标——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5%左右。在可以量化的指标中，企业直接融资也是一个亮点。《规划》提出，至“十二五”期末，金融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向松祚认为，社会融资体系过度依赖银行体系，同时也意味着银行业过多承担了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而改变社会融资体系过度依赖银行信贷，降低间接融资比重，分散经济体系系统性风险，迫切需要深化金融改革。

此外，《规划》对人民币国际化也做了相关陈述。有所区别的是《规划》没有使用通俗的人民币国际化这个词汇，而是使用了较为委婉的人民币跨境使用一词。目前而言，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中，人民币做为世界性结算货币也是金融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与结果。而人民币跨境使用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总的来衡量，中国经济已跃升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而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却与此不相匹配。

至此，我们应理解《规划》中为什么没有使用“人民币国际化”一词，而是强调“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客观地说，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规划、循序渐进，而纳入《规划》的资本项目——人民币可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机制改革等相关领域的改革和突破均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就人民币跨境使用本身而言，除了继续做好跨境结算、完善回流渠道、加强风险防范等应有之义外，《规划》中新的看点包括“逐步开展个人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继续推动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即重启“熊猫债”)，“探索建立人民币对外债权债务管理框架”等具体内容。

比较而言，《规划》描绘了“十二五”期间中国金融业的总体发展目标，而这个目标也标志着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改革之路已初具雏形。尽管在许多专家看来，中国金融体系仍存在许多机制建设问题，抗国际风险的能力仍然较弱，但只要方向正确，发展中的问题自然会由发展来解决。换句话来说，只有参与全球金融变革，才能在变革中发现不足，并在全球金融大潮中提高中流击水的勇气与能力。

社会保障是所有改革的基础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听到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这个词汇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不断高企的物价以及无法预见的未来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高房价带来的生活压力以及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让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保障。事实上，作为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之一，早在建国之后的1951年，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初步建立了养老、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等四项社会保障制度。但因建国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劳动保险条例》只覆盖了城镇劳动者，而与农村劳动者无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转型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不断下岗的国企员工，社会保障又重新提到了改革的议事日程。通俗地说，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因此，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所以，社会保障“关乎国运，惠及子孙”，是一项传承过去、连接未来的对人的基本生存保障制度，在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具体来说，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积极动员社会各方面资源，保证无收入、低收入以及遭受各种意外灾害的公民能够维持生存，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进公共福利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惠及民生的举措。

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不同，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为满足社会成员的多层次需要，相应安排多层次的保障项目。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等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

目前，全球的社会保障模式，大致可分为国家福利、国家保险、社会共济和积累储蓄四种，分别以英国、前苏联、德国、新加坡为代表。目前我国在建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社会共济模式，即由国家、单位（企业）、个人三方共同为社会保障计划融资，而且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改革趋势。个人责任的强化已经成为全球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共识。社会保障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是维护百姓切身利益的“托底机制”，是维护社会安全的“稳定器”。社会保障是现代国家一项基本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2013年两会前夕，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与人民网第十二次联合推出的两会“十大热点问题调查”结果显示，“社会保障”以18%、142501张选票高居选项热度排行榜第一位。从2010年“养老保险”首次成为关注热词排行第一，有关社会保障的话题已经连续四年独占鳌头，成为社会公众对两会议题中最为关注的内容。就社会保障而言，中国需要执行的是一个从规模上来说史无前例的任务：编织一张横覆13.5亿人口，纵贯养老、医疗、就业、社会救助和福利的安全网，将这个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包在里面，缓冲各种失速与不平衡带来的风险。

2013年2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保障发展与收入分配状况”国情调研项目组于2011年和2012年间实地考察全国10余个省（区、市）在入户调查基础上撰写的《社会保障绿皮书(2012)》与《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在京发布。《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指出，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低收入者给予救助、面向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缴费与待遇不完全挂钩及待遇均等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低收入者的现金、实物及服务收益。

基于目前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总量不足、投入不均衡的现实，专家建议未来需要完善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机制，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财政投入，并建立社会保障财政预算。同时，需要调整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结构，增强社会保障财政投入的绩效。通过调整财政投入的结构和方向，明确财政投入的重点项目、重点地区与重点人群，来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财政投入应该向城乡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满足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需求，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应该向农村倾斜，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将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应该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主要是指中央财政应该通过转移支付渠道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划分支出责任，要在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社会保障事权的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在不同社会保障项目中的财政投入责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考虑到财政支出能力和社会保障的实际需要，应该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力度，通过转移支付来平衡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水平，进而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

专家认为，未来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结合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基于未来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展开顶层设计，做好战略规划。由此而言，中国社会保障还有很长有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