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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砍掉13万“协调机构” 专家:为官不为需重视

2014年10月23日12:08    来源:中国广播网    手机看新闻
原标题:全国砍掉13万“协调机构” 专家:为官不为需重视

  【导读】打着“协同作战”的牌、干着“开会发文”的事,全国13万个地方议事协调机构被砍掉。

  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下联是:玩游戏、斗地主、大鬼小鬼炸最大,横批:没空、没空,很忙、很忙。

  如果这说的是大爷大妈的退休生活,那也许还算得上舒适惬意。但如果描绘的是一些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日常的工作状态,想必很难不让人动怒了。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一点:这些机构完全没有必要存在。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一些省区减少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成效显著,引起社会关注,仅湖南一省就减少13000多个,江苏、内蒙古分别减少8472个和8081个。

  所谓议事协调机构,是指为了完成某项特殊性或临时性任务而设立的跨部门的协调机构。应该说,面对重要棘手的临时性任务或突发事件,联合攻关、协调分工,本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做法。现在的问题是,“协调机构”过多、过滥,光挂名不干事的“衙门文化”令人瞠目结舌。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足疗保健、铲除豚草、西瓜办、馒头办、生猪办……“沉睡机构”、“僵尸小组”、“纸上指挥部”等扎堆出现,可谓铺天盖地,不胜枚举。

  不少领导小组成员身兼数职,造成会议多、文件多、检查多、扯皮多,最终结果是打着“协同作战”的牌、干着“开会发文”的事,行政效率反而降低。所以说,“衙门文化”背后的“为官不为”更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学研究室研究员贠杰认为,这些现在看起来觉得稍有讽刺意味的机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确实有存在的必要。

  贠杰:以前,这些协调部门往往是涉及到各个时期相对重要的领域,即使是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说“馒头办”、“西瓜办”,可能也会涉及民生领域的事情,要把原来各个部门单独管理很不易实行的一些事情集中过来协调,所以这些部门逐渐增多。

  客观而言,这些议事协调部门的建立,在不同的时期还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比如说我们在管食品安全的时候,单个部门如工商部门或者检验检疫部门,都很难通过自己部门的工作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不同部门之间的沟通又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建立议事协调部门。议事协调部门可能会通过会议的形式或者通过文件的形式,把大家集中起来,统一布置一些工作,这样就能够比较有效地推进相关工作的进展。

  13万个协调机构被一次性砍掉,光湖南一个省就减少1.3万个,如此大规模的协调机构闲置无用,令人咋舌。为什么这些已经沦为冗余、影响工作效率的机构还能长期存在?贠杰认为,问题出在制度安排上。

  贠杰:现在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多议事协调部门?就是因为在解决相关问题之后,我们缺乏一种机制来解散或者消除这些议事协调部门。这些议事协调机构往往有一种自我膨胀的本能,如果没有退出机制的话,他们就会越积累越多,给财政造成负担,也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我们需要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框架来消除这些部门存在的基础。将来还应该推出制度化的解决机制,建立一种正常的议事协调机构的退出机制。

  财经评论员刘艳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如此之多,体现的是一种“懒政思维”,背后的“为官不为”需要引起重视。

  经济之声: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为何如此之多。再来看看数量冗余之外的身兼数职、多头监管问题。具体到地方,通常各类“领导小组”都是市长、副市长等领导亲自挂帅,担任组长或副组长。东部某省份一个县委副书记被安排担任近40个领导小组的组长,如此堪当大任,让人难以相信40件事儿里,真正能顾及到多少。看上去明显不合理的安排,为什么成了通行的做法?

  刘艳:首先,这位管40多个办公室或者部门的领导可能自己都记不住管了这么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惯性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懒政行为,而这种懒政行为往往是因为出现了某些很细小、很具体的民生问题,而原有的常设职能部门又很难对它进行协调,就是因为常设的政府职能部门某种程度上的职能失效,才导致必须要新成立一个部门或者新成立一个办公室,来做联合协调。

  但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些协调机构,比如说“馒头办”、“西瓜办”,变成了“麻烦办”。它不协调还好,它一协调,包括市级的“馒头办”会去协调区级的“馒头办”做工作,然后区级的“馒头办”可能会认为当地有具体情况,所以就不服从指挥,最终导致老百姓买单。领导之所以要身兼数职、亲自挂帅多个议事协调机构,就是因为希望通过领导“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方式,希望通过简单的行政权利的垂直管理,来完成本应该由职能部门横向调控的工作。

  经济之声:大家非常关心未来怎么样能够制止这种领导小组继续成立,怎么样建立议事协调机构的退出机制。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刘艳:退出机制肯定是要有的,但这个退出机制需要我们进行制度的技术层面的设计。我们在成立临时协调机构之初,就必须要设定一个退出的目标或者标准。比如说“馒头办”、“西瓜办”,不是说不可以成立,关键要弄清楚成立这些机构的目的,当达成协调的目的或者标准后,就要及时撤掉这个机构。但目前大部分临时性的办公室和议事协调机构都没有详细的量化目标,没有相关的退出机制。

  在我们的整个行政文化里边,增设一个机构很容易,但如果减掉一个机构,会涉及到大量的人事、财务权等一系列问题,协调起来非常麻烦,谁都不愿意去惹这个麻烦。谁都愿意把自己部门的权力做得更大,管的范围更大,唯恐自己管得权力小了,都有一种这样的行政权力惯性。

  经济之声:要去掉这些机构难度还是比较大,毕竟动了别人的奶酪。

  刘艳:难度比较大,所以这次中央采取集中整治的方式,体现了中央改革的决心和精兵简政的决心。

  经济之声:多少年来,全社会一直在呼吁反对官僚主义。如果不把这些“神位”搬走,不拆掉这些“庙宇”,反官僚主义就很难取得实效。唯有精兵简政、权责分明,才能杀死滋生懒政的细菌,才能保证依法行政的顺利实施。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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