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百亿村官"外逃 背靠副市长掌控冼村33年【2】

　　掌权 平常像个老好人，但手段狠，是个“笑面虎”

　　冼村的土地，曹鉴燎通过卢穗耕的手来掌控，按照曹落马后的说法，“我想给谁就给谁”。

　　第一次征地后，村支书卢穗耕有了变化。身高近1米8的卢穗耕仪表堂堂，“年轻，会讨好干部，平常笑嘻嘻，像个老好人。但手段狠，是个‘笑面虎’。”冼村的老人评价。

　　背后的卢穗耕“霸道”，“他做的决定，任何人都不能反对，否则就被搞走。”以致到后来，冼村12人的领导班子皆是亲属关系，副书记是其侄子卢佑醒，总经理是小舅子冼章铭，会计是堂内弟冼章伟，出纳是小姨子冼惠东……“就连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的人来做”。

　　除了人事，财权也由卢一人说了算。做总经理的冼章铭，虽然是其小舅子，但是手上的权力并不是太大，“报销500元以上，都需要卢穗耕来签字。”冼村熟知内情的村民说。

　　对于村民而言，卢穗耕掌控的冼村，更是一个“独立王国”，冼村有多少财富，村民完全不知情。冼传昌称，不要说村民，连村里其他村官也搞不清，所有的事情，都被卢穗耕一个人把持着。

　　卢穗耕能够把“遍地生财”的冼村，变成像私产一样由个人来支配，主导力量其实是村民自己，他们长期对公共事务的漠视，成就了卢穗耕。

　　卢穗耕凭着个人的公关能力，获取上级支持，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以致到了1998年《村民组织法》开始实施时，冼村已经失去了自治的能力。按照这部法律，村民有投票直选村主任的权利，通过选票，村民可以选择自己信任的村官，由此可以对村支书卢穗耕起到制衡作用。

　　冼村村民因为缺乏公共意识，自动放弃了自己的权利，卢掌控一切就变得轻而易举了——没有了选票的制衡，村委会的领导班子就可按照卢穗耕的意图来安排。

　　46岁的冼耀均是冼村维权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告诉记者，最初，每到选举，村里会有三个人上门，一个人拿选票，一个人拿投票箱，一个人拿钱。勾完选票递进投票箱，钱就接着递了过来，投票也就完成了。

　　选举廉价程度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投一票给个5元、10元，我自己都拿过两次。”冼耀均说。而在广东一些富裕的村庄，早就有了贿选，一张选票价值千元以上。

　　控制 一些有能力的潜在权力挑战者被他挡在村外

　　冼村有其特殊的村情。这个村庄的巅峰期，外来人口就有近10万，商业繁荣，租金收入可观，在广州被称作“钻石村”。

　　“钻石村”的人口结构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到外面做生意、上班的。这类人比较年轻，有能力，收入可观。外面世界的吸引，导致这部分人淡化了对村级事务的关心。

　　第二类人靠租金收入过活，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这类人对村级事务比较关心，但是年龄一般都偏大，介入公共事务的能力偏弱。

　　第三类人是家庭条件并不好，要仰仗村里的入股分红过日子。对于分红比周边村庄少的现状不满，但是能发挥的作用有限。

　　村民对选票的漠视，其实是把权力让渡给了卢穗耕，成了强人掌控的基础。而冼村的权力过度集中，又进一步弱化了冼村自治的能力，给强人的出现制造了机会。

　　石牌村与冼村相邻，都有大量的土地财富，但是，石牌的权力结构分散，落在28个村民小组手中，每个小组都有自己的财务人员，自治的能力也就更强。

　　典型的例证是，石牌同属于天河区管辖，长期在天河区做一把手的曹鉴燎就无从操盘石牌的土地。而权力集中的猎德、冼村两个村庄的土地，曹就可通过村支书来操盘。

　　让冼村村民羡慕的是，石牌村民自治能力强，在融入城市化的进程中，累积的矛盾也少了许多。

　　除了一些客观条件外，卢穗耕本人也有一些特殊手段来控制村庄的政治。如党员的问题，卢对新的挑战者的出现，进行了严加防范。

　　冼村村民入党由卢穗耕说了算，但也有其掌控之外的党员冒出来，比如村民在学校入党，当兵后在部队入党。这类人有能力，都可能成为新的权力挑战者，卢穗耕的做法是，把他们挡在村外。

　　按照惯例，这些村民可以把党组织关系转到村里，而卢穗耕却严阵以待——比如村民冼昭满告诉记者，自己的小孩在学校入了党，毕业后，党组织关系就被卢穗耕转到了街道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