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贾大山,1943年出生于河北正定古城一个普通家庭。曾任正定县文化馆馆员、正定县文化局局长、正定县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常委、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取经》,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7年,贾大山因病逝世。下文是习近平回忆贾大山的文章,发表于1998年第7期的《当代人》杂志上。本刊摘登的是文章扫描稿并有删编,如有差错,请遵原著。
1982年早春,我要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锻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原来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常常被他那诙谐幽默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优美的描述和精巧独特的构思所折服。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虽然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谊。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听见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反复动员劝说下,大山不太愿意地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担。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保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闹,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尔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愿。虽然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1991年春节,在离开正定6年之后,我受正定县委之邀,又一次回到了我曾经工作和生活了3年多的第二故乡——正定。我抽时间专程到家里看望大山。那时他已主动辞去了文化局长职务,到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了。那次相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能长谈,便依依惜别了。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尽管说手术相当成功,还是给关心他的人们心头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后来,听说他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刚好,我那几天正在北京开会,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大山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那两只深深凹陷进去的眼球,还依然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尽管这种语言已显得是那样的苍白和无力。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他的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这时的大山,却显得非常平静,倒是先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呀!”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在我刚刚离开正定才十来天,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噩耗传来,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
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