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中国人才储备偏低 吴建民：多派年轻人去【2】

　　解说：

　　在北大历史系，郝平就读的是世界史专业，这使他在求学阶段就拥有了全球视角，同时良好的外语能力也为他从事对外交流带来了优势。

　　牛大勇：

　　视野比较开阔，对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化，特别是历史，都有所了解，特别是主要地区、主要大国这些历史背景比较熟悉。第二，外语比较好，当时北京大学，我们每周是四学时的英语课，他们大概至少六学时可能是八学时英语课，比我们密集。

　　解说：

　　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郝平留校工作，在绝大多数的北大时光中，他都从事着与对外事务相关的工作。

　　牛大勇：

　　从外事处长做到国际合作部的部长，再做到主管外事的副校长，每年大概总会有十个左右的国家总统、元首来北大访问，总理几十个，部长这一级就太多了，大学校长、副校长顶尖的学者和教授们数不过来，他每天要应酬接待的人非常之多。他安排每个环节，来访，谁出面，到那儿参观，在哪儿吃饭，在哪儿演讲，基本上滴水不漏的。

　　解说：

　　这些外事工作不但为郝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示才华积累了经验，更拓展了人脉。

　　牛大勇：

　　1984年、1985年开始接待外宾了，后来一直在这方面工作，包括到夏威夷大学去学习。所以国际上一些政要、著名学者，不光历史学这一行的，方方面面，反正是北京大学学科最硬的、北外最硬的这些学科学者接待的就太多了，当然这个人脉是非常广的。

　　主持人：

　　来自中国的郝平能够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会主席，其实人们总结了一下，也就是这么几个原因，从他个人来说，刚才牛大勇先生说了，他有着丰富的与国际打交道的经验，同时他工作的专业，也就是教育，并且他在以前一直是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主任，跟这个组织是比较熟悉的，这是他个人的背景。

　　我们再来看国家的背景，从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席位以来，中国就一直担任着执行局的委员，这些年中国在这个组织里面对于这个组织的支持一直是很有力度的，我们交的会费在这个组织里面现在排名第六位。

　　再来看大会选举的制度，大会主席是轮值制，一共是六个组，今年是亚洲组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郝平的当选也并不意外。另外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需要与国外有着不同的这种层次的交流，那么在这种双向的交流下，从世界的角度也需要郝平一个来自中国的主席。

　　接下来继续连线吴大使。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历史上看，中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国，而且从1972年恢复席位以来，我们是执行局的委员，请您解释一下，作为执行局的委员去做这个工作和现在作为大会主席去做工作，份量上有什么不一样？

　　吴建民：

　　联合国教科文执委会跟大会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教科文执委会对一些问题做出比较深入的研究，然后在大会上进行讨论、表决。郝平作为大会主席，要主持大会，当然主持大会之前，秘书处会向他吹风的，有些事情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也会跟他进行联系，有重大的问题跟他商量，所以执委会主席跟大会主席要很好地配合，这样形成教科文组织合力，郝平在这个过程当中作用还是相当突出的。

　　主持人：

　　他作为一个主席，在未来会展开哪些方面的工作？

　　吴建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成立了68年了，当时人们在考虑战后的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想法，有点像世界政府，教科文是教育、科学、文化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最近几年，由于美国拒交会费，所以联合国教科文行动能力受到了影响，我想郝平担任主席之后，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做推动，使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逐步摆脱这样的困境，贡献一点他的智慧，我想这可能是有益的。

　　另外他担任主席之后还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识的还不是很够，我们对联合国了解的比较多，因为每年外长都需要讲话，教科文组织相对了解比较少一点，而实际上随着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教科文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平台，我们现在有些企业正在跟教科文组织合作，我们有些艺术家也在跟教科文组织合作，我想这方面，它作为主席来讲，可能是中国人对教科文组织有更好的认识，这样促使中国各界，特别是教育、科学、文化界同教科文组织合作会有新的发展。

　　主持人：

　　另外需要您给我们解释一下，现在郝平担任了大会的主席，与此同时，教育部副部长是不是仍然平行也担任着？

　　吴建民：

　　大会主席不坐班的，开大会的时候去，平常仍然在北京上班。我当时担任国际展览局主席也是这种情况，每一年国际展览局开两次大会的时候，我提前到，跟秘书处进行沟通，有些什么事情，他们向我吹风，然后我跟秘书长很好地沟通，了解一下大会应该如何进行，有什么难题，如何处理，事先都要做一点功课，然后就去做。平常我仍然在北京上班，当时我是在外交学院上班。

　　主持人：

　　谢谢吴大使。国际组织中不断地出现中国面孔。另外，我们要看一下，这些年年中国面孔到底在哪些组织里面出现？另外，我们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是否足够？继续关注。

　　解说：

　　十年来中国人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舞台，2003年，史久镛先生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这是自国际法院1946年成立以来，首位担任院长的中国籍法官。同年12月，中国前驻华大使吴建民当选国际展览局主席。在此前历任驻华大使时，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总统府为吴建民送行，并向他授章，以表彰吴建民为发展中法关系所做的贡献。2007年2月9日，沙祖康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沙祖康一直以其豪放直率的风格而出名。

　　沙祖康：

　　中国有句古话“正人先正己”，我们希望个别国家在批评和指责别人之前，先拿镜子好好照照自己。

　　解说：

　　走向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职位后，意味着沙祖康有了更大的舞台，不少人也在担心，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职位要求善于协调，个性直率的沙祖康能否胜任呢？

　　沙祖康：

　　我进驻到联合国带去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维，但是在具体履行职责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的规定，只有这样来向世界证明，中国推荐的国际职员是模范的国际职员，是好样的。

　　解说：

　　的确在为世界服务的同时，这些大使们还需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思维，而更多领域响起的中国声音，有助于中国影响力的提升。2006年，来自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总干事。2009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今年以来，中国人在各种国际组织高官竞选中更是屡传佳讯。6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8月，中国驻世贸组织大使易小准获准任世贸组织副总干事。9月，鞍钢总经理张晓刚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

　　陈冯富珍：

　　我是国际的公务员，我要坚守中立、公平、公正的原则去办事，我现在已经是为全世界人们的健康做事了，为世界卫生组织193个成员国服务的，中国是193个国家之一，所以重点就是要不偏不倚地按照科学的依据去做决定。

　　主持人：

　　我们国家到底有多少人在国际组织任职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字，截止到今年6月30日，供职联合国秘书处非语言类(不是翻译)的中国籍专业人员是74名，低于联合国开列的认为是116到157人这样一个恰当幅度，被认为是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而且在这其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中国籍支援是11人，低于美国48人，法国18人，日本14人，英国19人，德国17人。按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地提升，这个数字也应当相应地提升才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比较少的现象呢？接下来继续请吴大使解释一下，您分析是为什么？

　　吴建民：

　　这个原因主要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是不是向中国提出更多的要求，希望多派人去；另外一方面我们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人。我在国际组织工作过，我在多边外交搞了13年，观察这些联合国多边外交组织里面的这些人的表现，我发现那些处于非常高职位的人，他往往对于这个组织的规章、这个组织的游戏规则非常熟悉，对它的历史、先例非常清楚。看看科菲·安南，很年轻就到联合国去工作了，摸爬滚打当了秘书长，当了秘书长之后长袖善舞、驾轻就熟。我们往往到一定年龄才派进去，派进去之后担一任就退休了，我认为这种状况需要我们自己来改变，我们要培养更多的能够走向国际组织的人，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而我们现在这方面的人太少了，我主张从年轻的时候就派人进去。

　　主持人：

　　希望您能够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告诉我们一下，联合国的雇员，包括其他国际组织的雇员，当中国人担任了之后，他们卸任回国的时候，能带回什么样的经验回国？

　　吴建民：

　　卸任之后，可以把国际组织的经验、学到的东西向学生们传授，我们中国人很不了解。另外，我还主张我们应当派一些人到国际组织里去摸爬滚打，取得国际经验，然后再回到中国来任职。我想这样的人无论是在公司或者是在政府机构里面，他的国际化程度一定很高，一定能够使中国同世界的连接、合作能够搞得更好。

　　主持人：

　　这方面可能我们应该向韩国学习，因为他们不断地在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同时要把这样的一种人力资源带回国来，加强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互动。

　　吴建民：

　　对，特别是现在国际秩序出现要改革的过程当中，国际秩序是跟规则相联系，要改革就要修改规则，谁来修改规则？国际组织。所以我们中国人应当更多的人到这里边去。

　　主持人：

　　非常感谢吴大使今天能给我们介绍这么多，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来源:中央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