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吁房产限购改限售：不能压制百姓购房需求【2】

　　最成功的改革有三个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历了双重转型，一个是发展转型，即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二是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两种转型是并存的、重叠的，转型中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突出的、艰难的。”每每谈到转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比如收入分配改革、经济质量增长、房地产调控等，厉以宁总有说不完的话。在他看来，“每个问题都是一个专题”。

　　环球人物杂志：收入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也在不断改革，但收入差距依然存在。在您看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厉以宁：中国当前亟须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且重点应放在初次分配(按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进行的分配)，而非二次分配(在初次分配基础上，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对各收入主体收入水平进行调节)。

　　对于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我有几点建议：首先，新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必须给农村土地以产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城市产权问题已基本理清，而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祖传的房子没有房产证，在宅基地上自己盖的住房，哪怕盖得再高、再好，也没产权证，产权处于虚有状态。农村土地产权的不明晰，实际上导致了农村、城市初次分配不平等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阻碍了收入分配改革。

　　其次，劳动者和雇主必须有对等的地位。现在的情况是，不管打工者来自农村还是城市，他们通常以个体形式出现，相比较而言，雇佣他们的大企业就显得有些强势。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双方的谈判地位不对等，工资的多少也由强势的一方说了算，这也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西方国家是通过工会组织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中国，有谁看到过工会替农民工讨工资？所以，这个必须改。

　　其三，教育制度要改革。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城乡教育经费、资源分配等不均衡，这容易形成社会阶层的凝固化、职业的“世袭”，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儿子，甚至孙子都还是农民工。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初次分配同样会有问题。因此，我们要加大农村教育经费的投入，城里的学校也不要排斥农民工的孩子。

　　当然，二次分配也很重要。这一点，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在西方国家，已经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强调，在初次分配有差距的时候，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方式，在二次分配阶段将差距缩小。但在中国，因为存在城乡两种户口，城市居民的很多福利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也就是说，初次分配的差距，在二次分配中甚至再次扩大。要想弥补这一差距，重点应该放在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这是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的升级问题，十分迫切。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我们总能听到来自国内外的一些质疑，认为中国GDP的高增长率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厉以宁：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陷入了投资冲动怪圈——地方政府为了改善财政收入、缓解就业问题，便增加投资、扩大信贷，如此一来，GDP虽然提高了，通货膨胀却随之出现，物价也快速上涨；为了抑制通胀，中央不得已采取紧缩政策，以放慢经济增速，但这样做，又势必影响地方财政收入与就业……如此循环反复，让经济发展呈现出大起大落、大升大降的“不健康态势”。

　　实际上，比GDP总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质量。如何才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一是要优化结构。因为技术一直在发展，客观形势一直在变化，所以，结构的优化是没有止境的。比如，20多年前，全世界的环保概念是要求废水、废气、废渣不能有毒。今天的环保概念同样包含不能有毒，却更进了一步：二氧化碳会影响世界的气候，所以必须减排，产业结构必须朝低碳方向调整。

　　二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一些企业不愿创新，认为“不自主创新，等死；自主创新，早死”。为什么会“早死”？因为融资成本太高，利息负担重。再加上融资不易，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时，想借钱的借不着，许多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断了，维持不下去了。这不是“早死”吗？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真正能实现自主创新的仍然很少，大部分还是依赖外国的技术，这也导致我国实体经济虽然在数量上有了大幅提升，质量上却仍和世界要求有着相当大的距离。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房地产业又该如何健康发展？

　　厉以宁：我不主张搞限购令，它其实是对老百姓购房需求的压制。等孩子们长大了、成家了，原来的房子住不下了，能不让他买吗？另外，每个公民都有购买房屋的权利，因此也不能有地域歧视。我建议，将限购改成限售。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买房之后转卖的，卖得越早，交的税越高，如一年内转卖，要按房价的16%缴税，第二年降低为12%。

　　此外，还应当像政府采购方式一样实行招标建房制。这就是说，地方政府先拨出一块土地准备用于建设平价出售或廉价出租的居民楼，确定每亩土地价格，同时公布技术标准和房屋质量。开发商都来投标。在同等技术标准和质量条件下，谁报价(每平方米房屋售价或租金多少)最低就中标。如果交工日期延误，质量不合格，或另收附加费等，皆重罚。这就能避免地价越炒越高，房价也越抬越高的情况发生。

　　环球人物杂志：中国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认为评价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改革开放35年来，哪些改革是最成功的？

　　厉以宁：我的评价标准是，改革是否具有不可逆转性。至于最成功的改革，我认为有三个：一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二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证券市场；三是民营经济的兴起。这三块大石头投进水里，溅起了层层波浪，从此，中国的经济再也不能平静下去。

　　湘西边城的文学少年

　　和厉以宁谈话，他儒雅、温润的气质常会让人忘了他的年龄。但厉以宁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粮店店员，母亲没念完小学，17岁就嫁入厉家。1930年11月22日，她在南京生下长子厉以宁，“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南京的简称。两年后，厉以宁弟弟出生，父亲开始经商，家境得以改善。

　　厉以宁4岁时举家迁往上海，住在租界内，6岁入学读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随家人迁往湖南沅陵，就读于湖南名校雅礼中学(当时它由长沙迁到了湘西沅陵)。年少的厉以宁远眺山水，醉心文学，“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还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为日后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进入金陵大学附中，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前，全班同学去参观一家化工厂。“如果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这样阵容齐备的化工企业，国家能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上，那么，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厉以宁决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厉以宁决定参加国家建设。年底，他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当会计。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经把湖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直到花甲之年，他还填词抒怀：“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梦中留……”

　　1951年，厉以宁决定参加高考，并委托雅礼中学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觉得厉以宁做过会计，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命运推上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道路。

　　当时，北大经济系和中国各行各业一样，一切以苏联为权威，讲授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罗志如教授开设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大学4年，8个寒暑假，厉以宁都没有回家，全部泡在图书馆里，沉醉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经济学著作中。当时的经济系代理系主任陈振汉称赞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没想到，两年后，反右运动开始，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得意门生厉以宁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一直被扔在资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这20年的冷板凳，让厉以宁受益匪浅。“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我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

　　更难得的是，逆境之中，几位教授继续对厉以宁言传身教。陈岱孙、赵迺抟(音同乃团)教授教会他“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罗志如教授跟他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史的周炳琳、陈振汉教授不顾旁人非议，照旧和厉以宁来往，让他帮忙收集和整理资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开始，厉以宁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径骤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难防卷地风。狂风过处，催老青山多少树。今夜难眠，万户千家一个天。”这是厉以宁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69年，厉以宁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劳动。那里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据说连劳改犯都忍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不断逃跑。在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厉以宁瘦得颧骨凸起，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腿上沾满泥水，裤腿一边高一边低。他不再是诗人，更不是经济学者，而是一个正被极度疲劳折磨着的人。

　　1971年秋，厉以宁被转到北京大兴农场。此后4年里，他又不断在北京郊区“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彻底在学校里安定下来。

　　20年的动荡中，厉以宁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铺下。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一句玩笑，几多辛酸。

　　这20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变化。“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希望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2013年10月11日，厉以宁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说：“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乡”，上千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一下子成了大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3个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学者赞同这个大胆的想法，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表示支持，但反对者仍占多数，更有甚者，说厉以宁“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1987年5月，承包制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被提出来。“首钢的周冠五是承包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带领下，改革后的前3年，首钢净利润年均增长45%。”但厉以宁认为，承包制具有本质性缺陷，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后，企业产权的界定反而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更容易发生侵权的行为。1995年，首钢因过度扩张陷入困境，周冠五被免职。随后，首钢走上股份制道路。

　　厉以宁告诉记者：“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江泽民曾专门找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谈股份制。江泽民说：‘我赞成股份制，但现在都是小企业在搞，要搞就搞大的’。”厉以宁、王家福、陆百甫都同意江泽民同志的看法。

　　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39个大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9月，股份制正式写入十五大报告。厉以宁说，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从此，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银行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纷纷转变成股份制企业。

　　主持起草证券法

　　1992年6月，在上级领导的推荐下，厉以宁担任证券交易法起草组组长，从股份制的倡导者转变成了相关法律草案的起草者。

　　1993年1月，证券交易法(草案)第三稿讨论会召开，将证券交易法改名为证券法。1994年3月，证券法(草案)进入第四稿讨论，因为小组成员分歧严重，讨论被迫搁浅长达3年。其间，证券市场发展混乱，坐庄、内幕消息、造假等现象频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出台证券法的呼声再次高涨。

　　1998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证券法草案时，各方在法条的适用范围上又发生了分歧。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张“股票、公司债的发行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未规定的，适用于本法。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券的发行，由法律法规另行规定”。 起草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看到此稿，顿时气上心头：“(都适用别的法律，)那证券法还调整什么？”作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起草组组长，厉以宁表态：“第二条如不修改，绝不通过这个稿子。”最终，会议接受了财经委的意见，将第二条改为“(都)适用本法”，“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于其它法律”。1998 年12月29日，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证券法以135票赞成、1票弃权、2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高票获得通过。

　　一年后，中央成立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仍由厉以宁任组长。2003年10月，该法案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以高票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