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9月18日电 (记者贾玥)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褚松燕今日做客人民网介绍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现状。她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事实上已经构成中国全面的深化改革的重要的内容。
褚松燕表示,从当前中国发展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从国家的层面,国家要繁荣富强、文明和谐,社会要有序,处于和谐的状态。说到底,这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来,把民间组织或者社会组织的发展放到中国发展的整个宏伟目标当中去,再把中国的发展放到整个世界格局当中去,就会看到,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事实上已经构成中国全面的深化改革的重要的内容。过去30多年的发展,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我们现在会看到,当前的改革,这些改革已经是扭在一起,勾连在一起,不能说我把一个从另外一个剥离当中,孤立来看待。各种改革全面深化,已经处于这种相互纠缠的深水区,无论从我们改革的本身,还是从公共治理的善治目标的追求,或者我们国家发展战略的这样一个高度去看的话,社会组织的发展,它都已经是一定意义上成为制约和影响我们中国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褚松燕说。
褚松燕指出,全面深化体制改革,反过来它对社会组织发展又产生直接影响,在这里就会考虑到改革的观念是什么。改革的战略是不是足够全面,改革相关的战略彼此之间的配套措施又是怎样,改革的力度就决定了社会组织的空间有多大、有多深,资源调动的能力和配置的能力有多大。比如过去的发展,市场上,到现在形成,有一些不当的垄断,这些不当的垄断意味着有关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比如行政体制改革当中,行政体制改革不能孤立地去搞,行政体制改革和里面涉及到事业单位改革以及群团的这种体制的改革,能不能够齐头并进直接决定了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成长的空间,以及是不是能够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褚松燕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无外乎要对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利益的协调。国家是利益协调的一个重要主体,但它不可能老百姓鸡毛蒜皮的事也全都让政府、国家去协调,这里面有社会的机制;
第二,涉及资源的分配。市场是初次分配,政府搞的是再分配。但是不是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后就能使社会各种资源优化了呢?不是的,还有社会自身的一种分配,可以叫第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有赖于前面两次分配,这个彼此之间怎么去搞,才能够形成资源的优化。
第三,需要解决的是跟前两个相关的风险的分担。资源,不同的主体在里面占据和配置了不同的作用,反过来,责任和风险也是我们中国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在里面,你需要去承担的。这样就会看到,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意味着政府、市场、社会要各按其位共同协作,同时也意味着彼此之间有一种在利益、在资源、在风险方面的一种相互的配置和无缝隙的衔接这么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