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四风”问题,恐怕我们每个同志在思想上都受过冲击,都曾彷徨过、纠结过,甚至痛苦过。少数同志甚至经历过从看不惯到跟着干、从被迫干到热衷干、不那样干就不知怎么干的过程。
“四风”的根源应该是多方面的,有体制机制的问题,有上行下效的问题,等等。对军队领导干部而言,起码有两个深层原因:一个是准备打仗的思想太少,另一个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太多。
长期的和平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使个人主义的滋长有了更适宜的土壤、空气和水分。在一段时间内一些同志确实像毛主席当年严厉批评的那样: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
比如形式主义。大家都知道形式主义害死人、累死人,但有些人为什么乐此不疲,甚至把形式主义规范化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形式主义还喜煞人,有时甚至能得到表扬,有利于小单位的荣誉特别是个人的升迁。毋庸置疑,这里面有工作惯性的问题,但个人名利的东西,还是占主要成分。
比如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把目光盯在领导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留没留下好印象上,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割裂开来。高高在上的原因也是利己思想在作祟,不愿深入基层吃那个苦、流那个汗、受那个累、出那个力,所以就靠文件来了解情况,靠开会来指导工作,靠老经验、小聪明来实施领导。
比如享乐主义。享乐主义的重要标志就是精神懈怠、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这是一种完全从个人角度、个人利益出发的颓废人生观。一些领导干部为党的事业干出一些成绩,便潜生暗长出“干出过不小成绩,吃点喝点享受点算什么”的思想,把过分的享乐当成个人劳动、个人权利应分的“红利”。再就是有的干部没有干到头、已经看到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下,利用职务便利,行享乐之事,甚至生出“行乐及时时已晚,对酒当歌歌不成”之叹。
比如奢靡之风。有些领导干部觉得下级接待他,奢侈一点才算“尊敬”,宴席高档才给“面子”,场面壮观才够“规格”,警车开道才是“重视”。一句话,干好这些活的人,才是可塑之才、可用之人。我们有些同志就恰恰迎合了这些东西,把接待工作摆上了“战略位置”、成为“第一要务”,从中谋取私利。
个人主义的极端化折射出来的是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迷失。因此,反“四风”必须铲除极端个人主义,否则,不仅会出现“割韭菜”现象,甚至会使“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消失殆尽。(杨玉文)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