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中日青年交流社團的堅守：時常面對誤解

　　時常面對誤解 總在熱忱互動

　　一個中日青年交流社團的八年堅守

　　12月5日，日本創價大學理事長田代康則專程從東京飛到天津，參加南開大學一個學生社團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會議名為“周恩來·池田大作與21世紀青年文明對話”，主辦方為“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

　　田代康則還帶來了86歲的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發來的賀信。信中，池田大作對該社團贊許有加，認為同學們是“繼承了周總理的遺志，為了和平、為了人民、為了未來，秉持著勇氣不斷前進的青年”。

　　8年前成立的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是一個以研究周恩來、池田大作思想與實踐為主旨的學生組織。可以說，研究會誕生於中日關系的寒流中——成立那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成為21年來第一位在“終戰紀念日”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8年間，有近十個國家的數百名年輕人加入過它，即使他們畢業后分布在海內外各地，很多人依然熱心於中日和平友好事業，經常回南開交流。

　　這一次，該社團舉辦的對話會，是向40年前另一場對話的致敬——1974年12月5日，周恩來與池田大作進行了歷史性的會見。那次會見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周恩來在健康狀況十分嚴峻的情況下，把會見當作“最重要的事情”來看待。這也是周恩來對池田大作和創價學會為中日友好事業所做杰出貢獻在最高層次上的肯定。

　　“醍醐灌頂般的觸動”

　　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的成立，源自該會指導教師、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院長紀亞光教授初訪日本時的心靈觸動。

　　1999年，時年30歲的紀亞光作為著名的周恩來研究專家王永祥教授的助手，赴日進行旅日時期的周恩來研究。期間，他受邀出席了創價大學的開學典禮，聆聽了池田大作的演講。當時，池田大作在演講中三次振臂高呼“大中國萬歲”，然后全場學生在池田大作的帶動下一起高呼“大中國萬歲”。紀亞光先是感到“懵了一下”，然后產生“醍醐灌頂般的觸動”。歷史學科班出身的紀亞光對中日關系並不陌生，之前他腦中對日本人的印象是傲慢、可恨、瞧不起中國人。然而，這一切都在他聽到“大中國萬歲”后被打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此后的幾天，紀亞光也時常“意外地”感受到日本人對中國的友好。在橫濱，他參觀了創價學會主辦的“文化的恩國——中國展”，裡面明確注明在南京大屠殺中有30萬中國人遭到殺害，並用很大篇幅說明日本文化源自中國。從中，紀亞光看到了以池田大作為代表的日本人對過去罪行的明確認知，以及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高度認可。

　　紀亞光對湯因比和池田大作提出的“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記憶猶新，但對池田大作和創價學會了解並不深入。回國后，他與王永祥展開了周恩來與池田大作研究。2001年，他們出版了《周恩來與池田大作》一書，這本書后來相繼出了繁體中文版和日文版，在海內外受到了廣泛關注。

　　打著“飛的”來交流

　　在海外，池田大作是周恩來精神最有影響力的傳播者。無論在國際舞台還是創價學會內部，他一直都在呼吁學習周恩來總理心系人民的情懷。在他的熏陶下，許多創價大學畢業生選擇到中國留學，其中很大一批選擇了周恩來的母校南開大學。這些年輕人中很多都是《周恩來與池田大作》一書的讀者。他們到南開后找到紀亞光，跟他交流讀書心得、人生感悟。

　　接觸久了，紀亞光發現，日本學生身上具有很多閃光點。他們更願意主動交流，在交流前會進行充分准備。他們都很獨立，但在嘗試一件新事情時，會迅速團結為一個協作行動的集體。為了讓中日學生能夠相互取長補短，紀亞光開始組織中日學生進行小范圍的交流，不定期，也不限定人數。

　　初次接觸時，中日學生都顯得比較緊張，交流會有些“冷場”。但隨著交流逐漸深入，氣氛慢慢活躍起來。青年人一起學習、娛樂，很快成為朋友，甚至忘記了國籍的差別。

　　除了中日青年，韓國、老撾、柬埔寨、新加坡等國的留學生也越來越多的加入進來。得知在南開有這樣的青年交流機會，有些學生甚至會專門打“飛的”、坐火車趕來參會。當年經常參加交流的南開大學日本留學生、如今留在中國當律師的紙谷正昭提議成立一個學生社團，讓交流成為常態。

　　2006年12月5日，適逢周恩來與池田大作會見32周年紀念日，南開大學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成立，成為國內首個研究周恩來、池田大作思想與實踐的學生學術團體。

　　與風車“戰斗”

　　近年來，伴隨著日本高官參拜靖國神社、釣魚島爭端、歷史教科書美化戰爭等問題，中日關系一直不佳。在此背景下，倡導中日和平的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時常會遭受質疑和誤解。“大多數時候，通過給大學生講清楚其中的道理，這些‘思想上的結’自然就會解開，看問題也會變得客觀。”紀亞光說。即便如此，從民族情感中衍生出的偏激也常常出現。有學生在畢業時給他提意見：我們能不能不要圍繞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做事情？那些不理智的話語常常會刺痛紀亞光，因為在那些人看來，倡導中日友好簡直是“漢奸”行為。

　　“我發自內心地認為，周恩來與池田大作的思想對個人成長和民族發展都是有益的，所以願意把他們的思想介紹給更多的年輕人，希望大家理性看待中日關系。我們的目標是培養出站在世界舞台上維護國家民族利益、推動和平友好的人。很多時候，當需要拿槍來維護民族利益的時候，就已經很被動了。”面對誤解，紀亞光把研究會的堅持比作唐吉坷德式的“與風車戰斗”。

　　與誤解相伴的，是成員們的熱情參與和創價大學的鼎力支持。在新加坡留學生陳清香看來，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具有一種“奇妙的吸引力”。一開始，她以為研究會就是泡在書齋裡的，后來發現，這裡不僅有很嚴肅的學術討論，更有親密的交流互動。“在這個平台上，我們不是等和平發生，而是通過人與人的溝通和交流創造未來。”

　　今年4月，研究會成員馬明沖、賈凱等5名同學受邀參加創價大學“周櫻”觀賞會，這是該校首次邀請中國大學生參加這一傳統盛會。“周櫻”觀賞會也是緣於周恩來與池田大作的那次會見。當年，周總理曾表示：“50年前，櫻花盛開的時候，我離開了日本。”而池田大作表示，希望周總理將來再到日本賞櫻。在他的提議下，1975年11月，由創價大學接收的新中國首批赴日留學生在校內種下櫻花樹苗，命名為“周櫻”。1979年鄧穎超訪日時，創價大學首次舉行了“周櫻”觀賞會，此后這項活動每年舉辦一次。

　　在創價大學，馬明沖、賈凱受到了“崇高的禮遇”。剛到第二天，他們就受邀與創價大學校長馬場善久餐敘了兩個小時。在創價學園圖書館，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編印的刊物《金橋》被放在最醒目的位置。電視中滾動播放著研究會活動視頻。日本學生一聽說他們來自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便會“肅然起敬”。這樣的體驗讓研究會的成員感動，也讓他們感慨一切來之不易。

　　在南開大學，他們所做的努力另有一番意味。1937年日軍侵華時，南開是第一所慘遭日軍炮火炸毀的學府，幾近被夷為平地。當年的廢墟上，一棟棟校舍拔地而起，不少校舍都刻字留下了有關記載。周恩來·池田大作研究會的師生們當然熟悉這段歷史。與此同時，他們也深知：因為深知戰爭的可憎，才要更加珍惜和平友好的可貴。

　　本報記者 張國 通訊員 陸陽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