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元以上重罰”罰不出城市文明

　　未按規定配備兒童安全座椅、開車打電話等行為將被處罰300元，10月30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深圳市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的決定(表決稿)》(下稱《條例》)中，多種違法行為處罰額度提高，在實施道路臨時停車收費的路段違法停車的，處罰起點為500元。(10月31日《南方都市報》)

　　城市交通如何，機動車駕駛人守法狀況如何，關系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在時下城市飛速發展過程中，公眾日益需要更安全、暢通、有序的出行環境，而與此不相適應的卻是城市道路交通擁堵、車輛違法現象增多等問題日益突出，這是擺在城市地方政府面前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在解決城市行車文明和道路安全問題上，各地城市持不同觀點。一種是相對溫和的方式，如河北石家庄等地實施的“獎勵守法行人”的做法，以及一些城市實施的“首違不罰”制度。另一種是類似於深圳擬實施的“重罰”方式。以違法停車為例，不同於國家頒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規定的“20元起罰標准”，深圳市將違法停車處罰起點提升為500元，提高了25倍。

　　提升罰款幅度，真能“嚇住”車主、帶來城市文明嗎？和“重罰”出發點基本相同的是“高額收費”，從今年6月15日起，南京市提高市區的停車收費標准。規定新街口等主城區核心干道停車費由現行的每小時6元漲至每小時20元。具體標准為：從早8時到晚8時，第一個小時12元，之后每小時20元﹔夜間停車每小時從0.5元提高到1元﹔車輛停放一整天，要繳納停車費244元。結果卻是城市中心地區道路狀態並未根本改觀，亂停亂放者反而增多，一些車主為規避巨額停車費公然“違法亂停”。深圳市“重罰”違法車主，可能帶來的是“攝像頭監控”地帶沒有人抽煙，監控之外“繼續抽”﹔為規避500元以上的重度罰款，“套牌”現象、“不挂牌”現象有可能增加，不文明行為有可能更多。

　　“重罰”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一者，帶來更多的公眾逆反心理和抵觸，這與城市文明不符﹔二者，“重罰”的背后往往是一種“懶政”。以重罰“嚇唬人”，背后必然會有更多在科學疏導、上路勸導、警示教育等方面的缺失。事實上，國際上公認的文明城市，絕不是靠“重罰”嚇唬出來的。

　　有人提及文明程度較高的新加坡。幾年前“新加坡重罰垃圾短信”的新聞引起人們關注，一條垃圾短信可能被罰1萬新元，令不少人感嘆新加坡的文明是“罰出來”的。殊不知，新加坡雖有嚴刑峻法，但“嚴苛和重懲”只是一個表象。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說過，新加坡用的是儒家倫理治國，先以法治人，后用禮樂教化。這些年間，新加坡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完善了法律制度。新加坡或許是全世界罰款名目最多的國家，但也是“世界上罰款數量最少”的國家。一位在新加坡經商17年的商人曾撰文感慨地稱，“我來新加坡17年了，我自己沒有看見過一例罰款。”法律“嚴苛”或是新加坡的特點，但公民素質整體高、守法意識強，以“儒家倫理”治理城市社會才是其真正的城市文明內核。

　　在沒有那麼自覺的守法意識之下，光靠巨額罰款“嚇唬”，光靠一個“罰”字，離城市文明不是越近而是越遠。尤其是深圳這樣一個相對發達的城市，道路交通狹窄是現實情況，車流人流量過大、機動車保有量劇增是客觀的，不從根本上解決道路交通基礎設施上的積弊，如公共停車場奇缺，部分路段交通信號設施不合理，以及培育公民自覺遵規守紀的文明意識等問題，卻想“以罰代管”，想以“500元以上，乃至動輒數千元的罰款”來打造城市文明，不遑於椽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