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公報評論解讀：黨的領導是理解中國法治的鑰匙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於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公布以后，引起國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和積極稱贊，但也有少數西方媒體發出一些噪音，認為在中國法治這個詞不是所謂“西方國家的分權和法律高於政治”，對決定內容進行胡評亂議。

中國的法治當然不同於西方的法治。中國法治異於西方法治的首要特質，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理解中國的法治，就必須著眼於黨的領導。在中國，撇開黨的領導談法治是不得要領的，黨的領導是理解中國法治的鑰匙。

東西方的法治既然都叫法治，必然有其共性。東西方法治的共性就是通過法律的治理。粗線條地看，西方的法治是通過法律的治理，中國的法治也是通過法律的治理。但是，如果要拉近焦距，切近地觀察東西方法治的不同紋理，我們就會看到，中國法治的最本質的特征就是黨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全面的。一方面，法律的創制過程是在黨的領導下展開的。譬如憲法，既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同時也反映了黨的意志，是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高度融合的結晶。在憲法之下，其他的重要法律無一例外，都是黨的意志與人民意志高度融合的產物。當代中國的任何一部法律，甚至任何一個法律條款，都必須得到黨和人民的一致同意，才可能成為法律。另一方面，法律的運行過程，無論是行政機關的執法還是法院、檢察院的司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展開的。換言之，黨是中國法治的塑造者，在法治過程的任何環節，都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就是中國法治的本質特征。

在中國，法治這個詞天然就包含了黨的領導這個本質特征。西方媒體枉議中國法治，關鍵在於沒有真正理解黨的領導這個本質特征，因而是一種偏頗的評論。西方媒體的這種評論，表明它們並沒有真正理解中國的法治，沒有理解中國法治自身的邏輯。

西方媒體認為，西方的法治是法律高於政治，這也被一些人視為西方法治的一個特征。但是，“法律高於政治”其實是子虛烏有的，是一個虛構的政治神話與理論神話。法律與政治的關系永遠是一個復雜的話題。法律與政治相比哪個更“高”，永遠不可能得出一個可以精確檢測的、數字化的科學結論。西方的法律是政治家、政治集團在運作，是政治家、政治集團實現政治目標的工具，說到底，不過是一件裝扮政治的晚禮服。

中國的法治確實不同於西方的法治，中國法治異於西方法治的特質就在於黨的領導。較之於中國法治的這一特質，西方法治的特質並不在於法律高於政治，而是在於西方所特有的政黨形態、國家形態、意識形態及其衍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