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專家談黨和法治的五大關系

許耀桐（資料圖）

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是黨和法治關系

    實行法治究竟需要不需要黨的領導，有了黨的領導還需要法治嗎，這樣的有關黨和法治關系的問題，是依法治國無法回避的問題。習近平指出，“黨和法治的關系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黨和法治的關系做出了科學的揭示和闡釋。

    1．領導關系

    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正因為這樣，四中全會《決定》指出，“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最根本的保証。必須加強和改進黨對法治工作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貫徹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過程。”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也已經明確指出，“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由此可見，黨和法治的關系，首先是領導的關系，也就是說在我國，憲法和法律的產生離不開黨的領導，必須肯定黨對憲法和法律以及法治的領導作用。肯定黨對法律制定和法治的領導作用，就是強調黨所承擔的神聖職責。沒有黨的領導，不可能有國家的法律體系和法治，黨始終肩負著領導法律制定和實行法治的重任。

    2．一致關系

    確立黨對法治的領導地位，並不是要把黨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凌駕於法治之上，把法治簡單地當成可有可無的工具手段，用則用之、不用則棄之，而是突出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強調在黨和法治之間，兩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一致關系。四中全會《決定》指出，“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隻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黨的領導和法治在本質上是一致性的，其中的道理就在於，一個國家的憲法和法律乃至其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正如歷史唯物主義所理解的那樣，實際上是這個國家佔主導地位的執政黨、治理者意志和力量的體現。

    3．包容關系

    四中全會的《決定》明確闡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包括五大體系，即：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黨內法規體系已被納入法治體系之內，成為五大體系之一。這說明，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法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其他的國家法律是相互包容的關系。黨規黨法成為國家法治體系的一部分了，要加大建設力度。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黨內法規制定體制機制，形成配套完備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實現在建黨100年周時，建成內容科學、程序嚴密、配套完備、運轉有效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

    4．遵守關系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不得違法行使權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一定要“促進黨員、干部帶頭遵守國家法律法規。”這就形成了遵守關系。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也多次指出，“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依法辦事，帶頭遵守法律，對憲法和法律保持敬畏之心，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他還指出，各級組織部門要把能不能依法辦事、遵守法律作為考察識別干部的重要條件。為了貫徹落實習近平這些講話的精神實質，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提高黨員干部法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工作實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干部重要內容。”

    5．管治關系

    四中全會《決定》指出，黨內法規 “是管黨治黨的重要依據”，“黨運用黨內法規把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落到實處”。中國共產黨不是生活在真空裡，它也處在法治的環境中，因此，黨也要接受法律的管治，首先是接受自己制定的黨內法規的管治。四中全會《決定》還提出，“注重黨內法規同國家法律的銜接和協調”，可以說，黨既接受黨內法規管治，其實也包含了接受國家法律管治的因素。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