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見証我從外交官到教授

1967年，年僅6歲的莫凡

1977年在天安門留影 ▲

赴歐公派留學，1993年在巴黎留影

2004年在維也納

如今的莫凡，已是大學教授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5周年，15年前的1999年，來自四面八方的讀者曾給北京青年報提供過與天安門的合影，講述自己的天安門記憶，來紀念祖國50周年生日。這些照片有的已發表在報紙上，有的被當作珍貴資料保存。

15年過去了，國慶65周年將至，北青報多路記者試著去尋找當年天安門的留影者，希望再次走進他們的生活，傾聽他們與天安門和祖國的故事。通過圖片和文字講述他們與天安門的記憶交集，作為“我的天安門記憶”第二季呈現給讀者。

15年時間，十幾歲的少年已到了而立之年，成為各自崗位的中堅﹔而當年的中年人則退休安度晚年。15年來，中國經歷了迅猛快速的發展，人們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領域見証著社會巨變。“他們”也許就是你身邊的小人物，但他們有著各自的“大故事”，從中可以看到時代變遷的歷史腳印。

1999年國慶50周年之際，徐慧遠女士曾給本報發來一張1967年孩子莫凡六歲時在天安門前的照片，並且在文章中說，當時孩子來北京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天安門，現在他已經在中國駐德大使館工作，這張照片就被命名為“外交官的童年”。而北青報記者近日追訪獲悉，照片中的這個孩子，從1979年參加高考，從一個一線設計人員，到引進外資的評審人員，再到外交官、研究人員、大學教授，他的身份經過多次轉變，隨著時代的變化，他的工作內容也各不相同。

老照片故事

外交官的童年記憶

1999年國慶50周年時，莫凡的母親徐慧遠女士發來了他1967年6歲時在天安門前的留影，黑白照片上的莫凡，穿著厚厚的棉衣棉褲，戴著毛線帽子，笑得格外開心，仰拍的角度讓這個站在天安門前的6歲孩子也顯得高大起來。

近日，當聽北青報記者說，15年前母親曾經把自己童年時在天安門前的留影投稿給了北青報，莫凡感到很驚訝。對53歲的他來說，6歲時第一次來北京看天安門的記憶，現在已經很模糊，但對為什麼來天安門，莫凡還是有深刻的印象。“我還是記得小學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后面就有首都、天安門，我們東北人對首都還是特別向往的”，莫凡說。

今年已經78歲的莫凡母親徐慧遠女士說，她記得當時是冬天，那天風特別大，他們一家從牡丹江市赴上海探親，途經北京，看望在北京的孩子叔叔。“我那孩子當時就特別想去天安門，成天唱‘我愛北京天安門’，於是我們就帶著他和妹妹來到了天安門，有了那張照片”，徐女士說。她在投稿中寫道：那天天很冷、風很大，但想到從邊陲小城來到祖國心臟真不易啊！內心感到萬分激動，給孩子留下這張有歷史意義的照片。

徐女士15年前投稿那會兒，與老伴莫老先生剛剛退休來到北京，這些年一直訂閱北京青年報。她還記得投稿時把輪渡寫成了“輸船”。在投稿中，徐女士寫道，每次看以（到）這張照片，就想起那次探親，那是火車過長江時，南京沒有大橋，要把火車分幾次放在輸船（輪渡）上擺渡過去。徐女士還記得1999年投稿中說過：彈指一揮間，三十二年過去了，我們祖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兒子已成長為一名外交官。所以這張莫凡6歲與天安門的合影便得名“外交官的童年”。

人生經歷

三十年經歷五次身份轉換

30年前來京工作 親歷從計劃到市場的變革

十年“文革”讓莫凡這一代人從小沒怎麼好好兒學習，與多數人一樣，上了高中后莫凡開始奮發努力。恢復全國高考后，1979年，莫凡考入同濟大學，主修建筑材料。當年在黑龍江，本科錄取率是1%，同濟大學在黑龍江錄取10人，一半都是材料專業，“這應當與當時國家的建設需要有關”，莫凡說。

在同濟大學畢業后，1984年莫凡被分配到西直門附近的中國建材設計院工作。當時正逢國慶35周年，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打出“小平您好”的標語，整個北京、整個國家都站在改革的浪潮上准備出發，莫凡這一批大學畢業生也沉浸在北京的政治氣氛中，感到特別的興奮。他說：“我們那一代人大學生很少，大家都很有抱負，我們覺得碰到了好時候，想在北京大干一場。”

莫凡之后的經歷確實印証了他當時的想法，就是“大干一場”。3年后，他被調往當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也就是今天國家發改委的前身，主管全國建材項目審批工作，“在那裡工作的11年，由於機遇好又遇上了好的領導，幾年一個台階，確實成長了很多”。

莫凡工作期間，經歷了整個國家由計劃走向市場的大變革。莫凡說，當時改革開放開始引進外資，他的工作就又變成了對外國的項目進行評審，考察其對中國技術、國民經濟的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我對國外的市場經濟的利弊、企業的運作，有了很多的了解”。

留學德國：與台灣學生辯論激發愛國熱情

1993年，莫凡獲得公派出國的機會，第一次赴德國，學習建筑物理。由於同濟大學是由德國醫生創立，一半的學生都會學習德語，莫凡也不例外，這讓他在德國的學習輕鬆了許多。人出國在外，總是更容易感受到身為中國人的愛國情懷。

莫凡等大陸學生當時經常與台灣學生辯論，大體論題就是台灣好還是大陸好，雙方爭執不休。他引用當時訪學的一位老師的話說，“在大陸，知識分子是最溫和的，我們都不同意台灣獨立，更別說其他中國人了”，莫凡感覺這句話說得柔中帶剛，是對台灣學生有力的回擊。

1998年，中國駐德使館在全國選拔負責經濟的外交官，莫凡憑借德語優勢和在國家計委時對經濟的學習，獲得了全國唯一的名額，開始了他為期四年的外交官生涯，主要對德國的宏觀經濟進行研究。所以1999年，母親徐慧遠寄來北青報的那張照片便被命名為“外交官的童年”。

從外交官到大學教授

2002年，莫凡從德國歸來后，正趕上中國要與德國合作，上馬磁懸浮列車。他便被調到上海負責磁懸浮項目，引進德國的技術，開展經濟合作，后來又領導磁懸浮列車的配套研發工作，對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在此期間，他還完成了在職研究生和在職博士的學習。

直到2012年，莫凡的研發中心被並入同濟大學，於是他便有了一個新的身份——大學教授。

另一方面，他也有了一個新的想法。曾經在德國的學習與工作讓莫凡積累了人脈，他與德國著名“輕量化和復合材料應用”專家合作，開辦了一個公司。據莫凡介紹，“輕量化”實際就是減輕重量，可以運用到各個行業領域中，比如飛機，減輕了重量，便可以減少燃料運用，提高效率，從而有助於節能環保。

莫凡說，現在這項技術在歐洲已經得到普遍應用，但在國內，這項技術仍與實際應用有差距。現在的莫凡，一邊在同濟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書育人，一邊致力於新材料、新技術的引進和研究，為未來節能環保的新時代開辟著道路。

對話

在天安門和女兒拍照感覺最棒

北青報：您第一次有強烈的願望想要來北京是什麼時候？

莫凡：雖然之前6歲時來過北京，但第一次有強烈的意願想來北京，還是在上高中時。1978年第一次恢復高考，我們在火車站送別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學的同學，覺得特別羨慕，當時覺得，隻要能來北京，哪怕去郊區也願意。

北青報：小時候和高中時來北京，有沒有感覺印象特別深的地方？

莫凡：沒太多印象了，我能想象到的就是畢竟北京是首都，肯定很寬敞。但我對我1984年來工作時的北京印象特別深刻，我工作的地方在西直門，那個樓還有，但西直門早就變了樣子。當年還沒有西直門立交橋，哪裡像今天一樣，西直門立交橋那麼復雜。北京地鐵隻有一二號線，逛街就是去新街口、西單百貨商場，什麼大悅城都是后來很久的事情了。

北青報：在天安門，您有沒有什麼特別難忘的事兒？

莫凡：升國旗，原來天安門沒有升國旗儀式的，后來有了以后，我去參加過幾次，第一次是什麼時候記不起來了，但我記得國歌響起來的時候，特別感動，我當時都流淚了。后來我上海的同事來北京，問他們想去哪裡，都說要去看升旗儀式。還有就是天安門的國慶花籃也讓我印象很深，每年都不一樣，我印象深刻的有改革開放主題、民族團結主題、還有建黨70周年南湖景色的。最后就是2008年奧運會我和女兒一起在天安門廣場上舉著國旗拍照，感覺最棒！

北青報：我們了解到您曾多次出國，您第一次出國是什麼時候？多次出國您確實感到國家有很大的變化吧？

莫凡：1991年，我到日本、泰國、韓國考察，為引進外資項目試行作調研，那是我第一次出國，當時感到很震撼，在日本第一天晚上興奮得沒睡著覺。日本環境、秩序都相當好，整個社會很有規則，確實和我們有很大的差別。我記得在韓國漢城，那時候還不叫首爾，漢江上10多座橋梁，我當時想，黃浦江上也就一兩座橋吧。現在，黃浦江上的橋可多了，我們在物質上確實和發達國家的差別縮小了很多，但在精神上，可能差距還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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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見習記者 趙婧姝 供圖/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