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差陽錯的第一家西醫館

　　幾間病房，40張病床，再加上一塊“新豆欄醫局”的招牌，中國歷史上第一家西醫醫院開業了。

　　這是由耶魯大學醫院博士伯駕（Peter Parker）所籌建。1834年，這個美國小伙子啟程前往廣州，心中想必充滿了澎湃庄嚴之感。對這位基督徒來說，傳播福音才是正途。

　　然而，這位訓練有素的牧師帶著宗教使命抵達清末的中國，卻走出了一段陰差陽錯的軌跡。他視自己為傳教士，后來又從事過外交，甚至一度成為駐華公使，而百余年后人們記得他，隻因為他對中國現代醫學做出的貢獻。

　　這並不意味著伯駕的工作開始得有多麼順利。新豆欄醫局開業首日，無人上門求診。第二天，有人壯著膽子來了——一個走投無路的女子：飽受眼疾折磨，完全沒錢看病。

　　這是當年西醫常常遇到的場景。70年后，另一位在長沙辦西醫醫院的醫生胡美還會收到中國友人的告誡：“要是有母親把不省人事的孩子帶去你的診所，那她肯定是實在無計可施了。”一位重症患者死在胡美的診所裡，胡美與助手不得不多花一大筆錢幫患者買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才避免惹禍上身。

　　好在，廣州的新豆欄醫局免費為人診治。這倒不是說伯駕醫生很有雷鋒精神，只是他開辦醫院的目的就是傳教，巴不得能令多點患者接觸上帝的福音。況且他有著精湛的外科技術，不光能做白內障切除等眼部手術，還能幫人截肢、切除膿瘡和腫瘤。他還將西醫的麻醉術引入了中國。見到如此先進的專業技術，百姓們還不得對上帝的榮光篤信不疑？

　　甚至有一回，一位衣衫襤褸的男子上門求醫，聽醫生建議他切除手臂，嚇得死活不答應。最后，醫生拿出50塊銀元，“求”他接受截肢手術，否則生命堪虞。所幸男子術后痊愈。

　　醫院開業3年后，伯駕與廣州的一些洋醫生共同成立了“中國博醫會”，並開始教導3名本地年輕人學醫。

　　此時，他已深為中國病人所信任：“醫院門口那些婦孺從頭天晚上就聚集在門口，為了盡早挂號等上一夜﹔清晨，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的轎子大排長龍，有仆役、馬夫隨伺在側的官員與士紳摩肩接踵。”

　　可在內心深處，這位有名無實的“傳教士”一直感到無助：“我對於罹病和瀕死的華人興趣日深，全心學習中文，在某種程度上，我已經違背了訓令，始終以行醫為重，不知如何脫身。”

　　他還記得離開美國前，教會的千叮嚀萬囑咐：“醫生或科學者的角色備受尊重，也有助於宣揚福音，但千萬不能以此取代或凌駕你宗教導師的身份。”當伯駕真正以精湛的醫術被中國人接受后，他發覺自己在忙碌的醫療工作中像陀螺一樣不停旋轉。

　　他幫林則徐治好了疝氣，並應這位官員之邀，為鴉片上癮者開出了戒煙的藥方。不久之后，林則徐致書維多利亞女王，懇請她阻止鴉片貿易。這封信，也是伯駕幫著審閱的。

　　后來，伯駕還幫林則徐翻譯了《萬國公法》中的若干章節。這位耶魯神學院畢業的牧師，現在不僅是廣州名醫、官員高級顧問，還是一位中國難覓的國際法專家，唯一沒來得及開展的工作，就是他從少年起最炙熱的理想：傳教。他感到了“無法置信和絕望”：“那些人毫不猶豫，放心把肉體交給我治療，但我無法觸及他們的靈魂”。

　　也許終其一生，這位為中國現代醫學打下基礎的美國人都不曾真正理解當地的人民。他可能沒有注意過，當地人夸獎他，也是贊其護理病患細致超過了孝子侍奉父母。何況鴉片戰爭后，整個19世紀40年代，反洋人與反洋教的運動都不曾在廣州平息，華人士紳的告示上明明白白地寫著天朝子民對外國人態度：“務必要剝爾之皮，食爾之肉，方知我等厲害也。”

　　在中國的最后10年，伯駕投入外交工作中。他參與談判並草擬了中美《望廈條約》，這部條約令美國兵不血刃就擁有了英國在中國攫取的權益。他把醫院交給了教會同事嘉約翰，自己則走馬上任美國駐華公使一職，並敦請大清政府“修改向鼓之政策，組織一個能滿足人民需求、符合19世紀進步潮流之政府”，並且希望英、法兩國與美國一起向清政府施壓。

　　這回，別說中國皇帝覺得此人“冥頑不化”、“心懷叵測”，連英國外交官都覺得這家伙“異想天開、不切實際”了。

　　美國公使當了沒兩年，怒氣沖沖的伯駕就被總統召回。他的傳奇至此戛然而止，之后不過是在華盛頓賦閑多年，直到去世。

　　1888年，伯駕與世長辭，他逝世那天恰是“中華博醫會”成立50周年紀念日。這半個世紀來，博醫會下屬的各個醫療機構已經為超過100萬名中國病患提供了醫療服務，伯駕交給嘉約翰的醫局已改名“博濟醫院”，是當時東亞最大的綜合性醫院﹔其下屬的醫學院，不僅走出了中國的第一代西醫群體，更因崇尚科學與理性的精神，培養出康廣仁、孫中山等新青年。

　　誰能想到這樣的結局呢？外交官或是傳教士的風光都隨風而逝，唯有在他作為醫生所留下的事業中，一批“新青年”已作好了改變中國的准備。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