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網絡空間治理體系

編者按：7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巴西國會發表題為《弘揚傳統友好共譜合作新篇》的演講。習總書記強調，當今世界，互聯網發展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提出了新的挑戰，必須認真應對。雖然互聯網具有高度全球化的特征，但每一個國家在信息領域的主權權益都不應受到侵犯，互聯網技術再發展也不能侵犯他國的信息主權。在信息領域沒有雙重標准，各國都有權維護自己的信息安全，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國際社會要本著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則，通過積極有效的國際合作，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

關於網絡空間治理體系怎麼建，秦安分別於2013年7月11日、30 日，以及9月12日，在《環球時報》發表“打造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網絡治理需要盛世危言”和“網絡治理需要綜合施策”。又於2013年10月8日和2014年3月21日，在《國際先驅導報》發表“保衛網絡主權應借助聯合國機制”和“互聯網管理權，中國也要爭取”。現一並整理這一組5篇短文，以遵循“打鐵還需自身硬”的原則，推動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參與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的內生力量和自信基礎。

秦安：打造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

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昨天在華盛頓舉行。在斯諾登事件持續發酵的背景下，首次納入對話框架的網絡安全問題無疑是焦點之一。斯諾登事件清楚地告訴我們，網絡空間已成為人類社會的“第二類生存空間”。國家管轄權已實質性地延伸到網絡空間，網絡治理成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的重要方式。

捍衛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對內表現為管轄規范公民在網絡空間的行為，對外表現為防備、抵御網絡侵略，制止借助網絡空間實施的意識形態顛覆和恐怖活動。國家網絡空間治理是一種適應網絡空間和網絡社會特征，綜合利用國家整體資源，發揮社會多元力量作用，捍衛國家網絡主權的有效方式。筆者認為，建立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既要善於把握好網絡空間本質特征的內在驅動力，也要善於運用國家治理的外在行政力，把對網絡信息的自主控制能力，作為衡量國家網絡空間治理水平的根本標准，並充分認識到：能否統籌信息產業資源，在以信息網絡為核心的產業技術革命中贏得領先地位﹔能否凝聚民族先進文化，在網絡空間戰略博弈中最大限度地趨利避害﹔能否匯集國家多元力量，在“和平崛起”過程中避免網絡沖突乃至形成威懾能力，事關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

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建設要瞄准“全球一網、人造可控、復雜混沌”的態勢，抓住網絡空間的自身特點，結合多元力量參與的實際情況，“建立一個體系，形成四種能力”。建立一個體系，即站在國家利益全局的高度，統籌國家優勢資源，統一設計和構建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形成四種能力，即網絡空間的管控能力、網絡產業的推動能力、網絡國防的支撐能力和網絡文化的引導能力。

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建設是一個探索性課題，在觀念，以及法制、機制、體制等方面都還存在很多急需破解的問題，需要我們轉變觀念、主動應變，綜合施策。但這其中，高度重視“法規制度”建設，推動國家網絡空間治理的高效規范運行顯得尤為突出。“法規制度”建設的關鍵是“國際法可控、國內法適當、技術標准可信”。在國際法制定上，必須堅持宣揚國家網絡主權，建立網絡國防力量，形成與網絡強國對等的力量，進而嚴防監控世界、無視網絡主權、照搬戰爭法的“動網就是動武”等網絡強國霸權行為﹔國內法制定上，應結合虛擬網絡空間自身的特點，研究並出台與之相適應的法規制度，既保障網絡空間的規范運行，也保持虛擬空間的生機與活力。網絡空間已成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精神樂園”，雖然使國家管轄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切忌照搬套用，遏制時代潮流﹔在技術標准上，要認識到真正的“自主可控”，既要“中國制造”，更要“中國標准”。之所以特別強調技術標准，是因為當前網絡空間採用美國技術標准產生的所謂“100%國產”的產品絕對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產，更談不上“自主可控”，有必要在國家戰略層面，把扶植具有“自主可控”國際標准的創新型企業作為重要的戰略舉措，在技術標准這個“核心部位”上先硬起來。隻有實現中國制造、中國標准，才能實現自主可控，才能最終實現國家網絡空間治理的戰略目標。

（《環球時報》，2013年7月11日）

秦安：網絡治理需要盛世危言

網絡空間風乍起，於無深處聽驚雷。斯諾登揭開了自由面紗，棱鏡門折射出刀光劍影。面對崛起中國，有識之士依然吶喊防范日本第三次打斷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這也喚醒筆者思考，我泱泱中華是否正面臨著一種傳統輝煌根本無法抵擋的威脅？

網絡空間作為“第二類”生存空間和全新作戰領域，帶來“四種變化”：一是科技的作用發生突變，從拓展人類社會實體空間的活動范圍轉變為構造虛擬生存空間二是邊界概念出現突破，從固化的實體空間邊界線轉變為彈性的網絡新邊疆三是國家主權概念發生變化，從陸海空天實體空間的主權延伸到對虛擬空間的管轄四是國防力量的承載體正在擴展，從傳統的“飛船巨艦”加速向網絡空間信息武器映射。

面對這些變化，我們既有技術差，又有戰略差。各種跡象表明“網絡猛於火藥”，對“中國夢”具有“三大威脅”：一是可以利用直達人心的便捷通道攻心奪志，實現信息滲透、文化入侵和思想殖民二是可以利用網絡癱瘓民生基礎，通過遠程控制，阻癱交通、金融、能源、供水等基礎設施三是可以網絡入侵攻擊軍事系統，阻癱作戰體系。

面對這些威脅，網絡治理刻不容緩，而其中關鍵之一就是科研制度改革。科技實力和科研制度關系社會生產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也直接決定了應對網絡威脅的能力。同時，網絡空間的“豆腐渣工程”對中華民族復興之路的威脅更加嚴重，呈現出“三高特性”：一是隱蔽性高，科技腐敗容易讓老百姓看不見、看不懂，從而缺少廣泛的監督二是擴散性高，程序代碼容易被“粘貼拷貝”，隱患也就隨之泛濫三是危險性高，直接影響現代社會賴以建立和運行的最核心資產：信息及控制機制。

將科研制度改革作為網絡治理的重頭戲，要從多個方面綜合施策。首先要突破觀念羈絆，注入網絡科技新血液。我們目前更多停留在傳統的陸海空軍事平台對決上，網絡在整體力量布局中屬於“弱勢群體”。

其次要改革投資制度，形成科技投資的新路子。縱觀國家信息產業布局，國家持續巨資投入的傳統企業逐漸萎縮，而阿裡巴巴、騰訊、百度等互聯網企業迅速崛起，已富可敵國，甚至具有超過國家的信息動員能力。但在這龐大的資產中，國資幾乎為零。這迫使我們反思現有投資制度，而其中的關鍵是利用市場機制，嘗試風險投資的新模式。

第三，強化檢驗評估，防范制造網絡空間新垃圾。現有科研成果鑒定模式和科技人員晉升制度直接催生“唯成果獎論”，助長科技官僚和科研腐敗，包括“不務正業”和“集體墮落”。有戲言稱，適當透露中國科研鑒定結論，足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由此來看，建立一個國家級“網絡靶場”，兼做科研成果的“遛馬場”已經很有必要。

目前，網絡強國已將中國視為網絡空間最大的對手，由此帶來網絡“中國威脅論”當面的尷尬和背后的邏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讓人慶幸的是，習主席7月23日指出，“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激發和凝聚社會創造力”。但願時代的呼喚和對手挑戰帶來的“網絡震撼”，以及正在推動的偉大改革可以讓“中國夢”多一份清醒少一份醉。

（《環球時報》，2013年07月30 日）

秦安：網絡空間治理需要綜合施策

伴隨著對“網絡大謠”的打擊，兩高公布司法解釋劃定網絡言論的法律邊界，邁出了依法治網的第一步。但網絡空間復雜混沌的固有特征、政府治理經驗的不足，以及互聯網自組織模式和等級制度之間的天然沖突，為國家治理提出新課題，僅靠一次司法解釋無法解決全部問題。如何在保持網絡空間活躍和自組織成長的同時，體現國家治理能力、淨化網絡環境，國家政府、網絡媒體和廣大網民都需要從自身找問題。

首先，國家機關要主動作為、科學執政。網絡空間是一個自由肥沃的“土壤”，既有利於“庄稼”生長，也有利於“野草”瘋長。國家治理就是在網絡空間種“庄稼”，當然還需要種“花草樹木”，爭取“百花齊放”，然后用心經營、悉心管理。比如濟南中院審判薄熙來案，微博連續5天的現場直播，顯然成為網絡空間的熱點和焦點，彰顯了中國政府的自信與進步，是在網絡空間種了“一棵大樹”。

對於此次司法解釋，似有匆忙之嫌，如果依照信息點擊或轉發次數定罪，等於將一個人是否犯罪交由他人“指尖”決定。舉一個極端的例子，比如設計一個軟件，搜索所有轉發499次的謠言，再轉發一次，就可以增加好多罪犯，難道“定罪軟件”由此產生？司法解釋仍有需完善之處，網絡治理需要懂網執法、科學作為、綜合施策。

其次，互聯網企業要主動擔責、利益攸關。網絡媒體在通過自己建立的平台分享巨大利益的同時，自身對網絡管理也是最便利的。因此，一定要通過立法方式，將互聯網平台變成網絡信息內容的“利益攸關方”，讓網絡媒體主動承擔自己的法律責任和應盡義務，切不可放任自由，讓污言穢語、造謠生事的信息在網上自由轉發500次。

當然，主流媒體要思考如何實現網絡轉型、做好榜樣。主流媒體正在經歷從輿論焦點到邊緣化的陣痛，如何利用向網絡平台的自然延伸，發布權威、公正的信息，傳遞正能量，傳播好聲音，具有極大的示范效應。如果大家都在關心薄案，你卻訪談大V喝蔬菜汁減肥，這顯然成不了輿論焦點，也種不出來網絡空間的“大樹”和“庄稼”，充其量也就是供觀賞的“花花草草”。

另外，廣大網民要珍惜聲譽、愛護家園。網民應將網絡聲譽視為自己的“第二生命”。遵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美德，珍惜網絡空間帶來的博大精深和思想飛翔的自由，做網絡高德上士。隻有這樣，網絡空間這個“精神家園”才會有美好的前途和未來。

總之，網絡空間的特性和互聯網成長的模式決定了隻靠剛性的約束無法解決網絡治理的全部問題，建立政府、企業、個人“三位一體”的規范、約束和自我管理的國家網絡空間治理體系才是根本。政府官員、主流媒體需要具有在網絡空間展示自己的勇氣和能力，“當年下海，今天上網”是歷史的選擇﹔互聯網企業切不可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超越國家、民族利益的賺錢機器﹔網民個人也要適應一下子坐在“主席台”、手握“麥克風”時，所擁有的“權利”對行為舉止的制約。隻有政府、企業和網民形成一定的默契，中國的網絡生態才能健康發展。

（《環球時報》，2013年09月12日）

秦安：保衛網絡主權應借助聯合國機制

網絡空間也是國家主權的一種自然延伸，雖然美國對此並不認可，但不代表其他國家不承認。很明顯的是，美國已經侵犯了其他國家的網絡安全或網絡主權，所以也必然遭到大部分國家反彈或反擊。

遭美國竊聽的丑聞曝光后，巴西採取的對策更多意義上是姿態性的，而想通過這些方法完全達到信息安全或維護網絡主權難以實現。這和互聯網的發展歷史有關。因為美國本就是互聯網的締造者，同時也是管理者，由於一些特殊的設計，包括中國在內很多國家的大部分網絡解析數據都要經過美國。而且網絡是一個流動，動態的空間，存在其他地方也可以被拿走。因此互聯網受美國控制的問題不是短期內可以解決的，正如有人說，“老大哥在看著你”，美國就是網絡空間的“老大哥”。

但是，這些監控丑聞的曝光也代表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向，互聯網的管理者一定要借助聯合國的機制，讓聯合國來管理，通過這個事件后，會有更多國家看到並支持這個趨向。這是個好事情。經過這一系列泄密事件后，網絡主權開始受到全世界的關注。

可以說，“棱鏡門”給世界人民和各國上了一堂信息安全，或網絡主權課，讓大家的網絡主權意識開始覺醒。那麼，我們怎麼做才能有效地保護自身的網絡權益呢？

首先，大家應該看到，美國管理互聯網的趨勢短時間內難以改變，其已經掌控了這些資源，一下子和其對抗難以做到，需要長期與其談判協商，才有可能找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因此也要承認這個事實，不要搞惡性的軍備競爭。

其次，各國也應提升自身能力，要先把自己國家的網絡空間治理做好，從生產力、文化力和國防力這三個方面提升網絡空間的治理能力。

最后，謀求全面合作，大家要共同維護網絡空間和平發展的機會，因為網絡代表著最先進的生產力，給人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因此還是要齊心協力，借助聯合國這一機制：制定網絡規則，約束網絡對抗行為，讓網絡空間真正成為一個和平發展的空間。（《國際先驅導報》，2013年10月8日）

秦安：互聯網管理權，中國也要爭取

3月14日，美國政府宣稱，正在考慮向一個基於“多邊利益相關方”模式組建的機構，轉交對國際互聯網名稱和編號分配公司（ICANN）的管理權限。在筆者看來，這就好比“皇帝的新裝”被斯諾登這個“小孩”戳穿后，終於穿上了一條文明的“小褲衩”。

國際互聯網名稱和編號分配公司，是總部設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非營利性國際組織，負責全球互聯網域名系統、根服務器系統、IP地址資源的協調、管理與分配，可以說是全球互聯網的神經中樞。由於ICANN成立時由美國政府主導，因此美國掌握了互聯網世界裡至高無上的控制權。

美國此次啟動互聯網管理權移交進程，是“棱鏡門”事件讓其跌落“網絡自由”道德高地后的一個重要舉措。一是試圖改變普天之下指責“皇帝新裝”的戰略被動。與傳統版“皇帝新裝”不同的是，美國是道德上的赤裸裸，而主權國家和廣大網民則是網絡上的無遮攔。全球網民的指責、歐洲盟友提出建設“歐聯網”等尷尬，再聯想到此前美國曾拒絕將ICANN交給聯合國管理等情況，美國這一態度的轉變可以看做是斯諾登效應的延續。

二是展示放棄互聯網管理權背后的能力和自信。“棱鏡門”之所以讓世界嘩然，不僅僅是因為美國侵犯了其他國家網絡主權和全球網民個人隱私，更重要的是美國已經具備了控制全球網絡的能力，遠遠超出了世界的想象。美國即便不完全控制所謂互聯網管理權，也有自信依然控制網絡世界。

三是說明美國對互聯網模式造成的權利分解有了進一步深刻的認識。互聯網將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一網打盡。而這其中最本質的，就是互聯網平等、互聯、開放的模式，對傳統等級權利的解構。這迫使互聯網的管理者以一種更加開放的姿態看待互聯網管理，獨斷專行、獨自掌控帶來的不僅僅是權力，還有巨大的風險。尤其從美國強調的警惕“網絡9 11”和“網絡珍珠港”來看，高度依賴網絡的美國，需要全球合作，共同來應對來自網絡空間的風險。

美國宣布放棄管理權的同時，便已挑起“多邊利益相關方”的角逐。美國商務部發表聲明強調，不會接受“由政府或政府間機構主導”的移交方案。到底將由誰接棒成為互聯網世界的大管家，將在本月23日新加坡召開的ICANN大會上做出討論。顯然，美國交出所謂的管理權並不痛快。這個所謂的“多邊利益相關方”，和誰的利益相關，估計都還主要是美國說了算。與此同時，移交之中挑動的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戰略博弈，則更是一篇大文章。

對於中國來說，這其中既有塑造新型大國網絡關系的相互博弈，也有從網絡大國走向網絡強國的自身需求，當務之急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是積極分享權力，以進取的態度加入“多邊利益相關方”。這顯然是中國參與全球網絡治理的應有之道，也是避免在互聯網管理中缺位、失語，甚至失能的最佳選擇。

中國可以從技術、經濟、文化、人才和國際交流五個方面著手，組建一支強有力的力量，做好參與互聯網管理權博弈的全方位准備。另外要主動承擔責任。有多大權利，就需要負多大責任。這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輸贏背后是國家實力、國家主權和國家尊嚴的得失。因此，中國積極參與互聯網管理的同時，應從打擊網絡恐怖主義等事關人類社會共同安危的大事入手，主動履行相關國際責任，顯示對互聯網治理的能力，才能逐漸從一個負責任的網絡大國，走向一個受人尊重的網絡強國。

（《國際先驅導報》，2014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