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自由化具有增長和波動雙重效應 過度創新增大金融風險

人民網北京12月25日電 （記者 常紅）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今日發布《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與重建》，以國際金融危機為主線，系統分析了國際金融體系演變、問題和趨勢，全面展示了中國所處的外部金融環境，並闡述中國的政策選擇。該書認為，金融自由化、創新和監管動態博弈，過度與缺失都會破壞金融穩定性。金融自由化具有增長和波動雙重效應，制度變遷的初始條件、次序和速度決定金融自由化的成敗。金融創新有利有弊，過度創新隻會增大金融風險。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勢在必行，但改革歷程將十分漫長。貨幣本位從黃金脫鉤已不可逆轉﹔單一主權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解決不了廣義特裡芬難題﹔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過度﹔各國匯率制度的趨勢從缺乏彈性向更大靈活性轉變。然而“超主權貨幣”在現階段僅為一種理想，多極格局尚未形成，美元地位具有慣性。而且多極體系是否增強國際金融的穩定性仍有爭議。

近年來危機策源地由新興市場轉為發達國家，但在危機傳導和成本分擔方面新興市場國家處於被動地位。金融危機具有周期性，無法避免，政策所能做的是防范同類危機重演，並降低負面影響。近期美聯儲量寬退出政策給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造成新一輪沖擊，這將使本輪危機終結於新興市場國家。中國過去30年尚未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但是未來10年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同時面對全球去杠杆化，能否再度成功地避免危機爆發是一個重大挑戰。

金融自由化、創新和監管動態博弈，過度與缺失都會破壞金融穩定性。金融自由化具有增長和波動雙重效應，而制度變遷的初始條件、次序和速度決定金融自由化的成敗。金融創新有利有弊，過度創新隻會增大金融風險。危機過后各國加強了金融監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改變了以往堅持的“華盛頓共識”立場，適度的資本賬戶管制成為可接受的政策選項。但是金融監管不能阻止創新，而是要降低風險和採取有效危機救援。中國長期以來是創新不足和監管過渡並存。有序推進金融自由化、鼓勵創新和適度監管是中國適當的政策選擇。

人民幣國際化將改變國際貨幣格局，也同時倒逼中國國內金融改革。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是中國減少外儲資本損失，推動儲備貨幣多元化的重要舉措，也是全球金融穩定的一個平衡因素。人民幣國際化不應該成為政策目標，而是通過創造人民幣國際化條件，促進國內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改革和開放。然而，人民幣國際化也存在微觀制約因素，而且與其它政策是否有效協調，關系到中國金融開發和改革的成敗，也關系到人民幣國際化是否可持續推進。

區域貨幣合作有助於亞洲國家對抗金融風險。金融危機具有高度的區域傳染性，而1997-98年危機期間IMF救助滯后、條件苛刻、形勢誤判，適合本區域的貨幣合作機制嚴重缺位。在東盟、中日韓之間建立的清邁倡議多邊機制，是主要危機防范和救助機制，也是對現有國際全球多邊機制的重要補充。亞洲貨幣合作，理想的路線圖是在短期建立有效的危機救助機制，在中期建立區域監控機構，在長期實現匯率聯動或建立亞元。然而，這一路線圖實施障礙重重。一是歐元區危機對區域貨幣聯盟理論和政策帶來雙重挑戰：單一貨幣無法消除內部結構失衡﹔貨幣聯盟需要財政統一和金融監管的統一。歐元區命運對亞洲貨幣合作有示范作用。二是中日合作是區域貨幣合作的基石，然而中日之間經濟、政治關系的動態變化，將區域貨幣合作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三是亞洲地區復雜的地緣政治，成為區域貨幣合作的不利因素。

真實匯率升值是經濟增長的結果，彈性匯率制度順理成章。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力提高必然會帶來真實匯率（名義匯率扣除價格因素后的匯率）的升值（“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在國內通脹較低的情況下，真實匯率升值需要名義匯率相應調整﹔如果人為壓抑名義水平，就會出現實際匯率與名義匯率的嚴重背離，對宏觀經濟造成不利影響。真實匯率升值往往伴隨工資水平提高和產業結構提升，這是國民財富增加和經濟發展水平提高的表現。

中國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推動國際金融體系變革的過程，既是中國以新興大國的角色承擔相應國際責任並維護自身利益，也是促進國內經濟金融改革的過程。中國在參與制定全球規則的同時，自身也受到全球規則的制約。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推動國際金融體系變革的過程中，必然要加速推進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與開放。本書正是在這樣一個理念的指導下，以國際視野為前提，反思中國自身的金融改革與開放，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