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鉤沉:胡適念的第一部書

胡鐵花手書《學為人詩》

《學為人詩》胡鐵花手書冊頁，任鴻雋題箋，胡適題跋

胡適題跋《學為人詩》

　　胡適《四十自述》作為民國時期著名的自傳之一，一直是后人了解胡適其人其事其思想的重要著作。其中，胡適幼年時期在家鄉所接受的啟蒙教育，還浸透著中國傳統教育方式的點點滴滴。這裡邊不但有私塾印象、學堂感受，還有很多描寫家庭教育的片斷，慈母嚴父的種種教育細節等等。而所有這些時代記憶，對於時隔若干年之后的現代讀者而言，不但具有新奇的歷史現場感，更有著深遠的現實啟示意義。

　　胡適在《四十自述》第一章“九年的家鄉教育”中提到，他小時候在父親的教育下，在進學堂之前就“已認得近一千字了”。這樣良好的基礎之下，胡適念的第一部書就不再是常規性質的《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一類的“蒙書”。為此，胡適深情地憶述道，我念的第一部書是我父親自己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叫作《學為人詩》，他親筆抄寫了給我的。

　　那麼，這樣一部胡適父親親自撰寫、帶有家訓性質的教材《學為人詩》，全貌如何？對胡適后來的人生觀影響如何？這都成為后世研究者繞不開的課題，也是普通讀者倍感興趣的話題。這部《學為人詩》，在胡適生前沒有全文影印出版過，在其逝世之后即由其夫人江冬秀珍藏。1969年2月24日，江氏委托台灣胡適紀念館影印此詩卷，用於饋贈親友，才使我們得以一睹全貌。

　　這是一本十三面的折頁冊子，封面題箋者為胡適好友任鴻雋（1886年—1961年）。十三面手跡中，有十二面是胡適父親胡鐵花（1841年—1895年）的手跡，其中第一面為他自己的題箋《學為人詩》的白色箋條，與寫示“胡嗣穈讀”（胡適，原名嗣穈）的紅色箋條，后十一面則為《學為人詩》的手書全文，並親自用朱筆通篇點過句讀。第十三面為胡適的跋文，稱：

　　先父胡鐵花公手寫他自己做的學為人詩一卷，是我三歲時他教我讀的。先母替我保藏了二十多年，先母死后，又已十三年了，裱裝成冊，含淚敬記。

　　胡適 民國二十年九月

　　看來，胡適將這部先父遺詩裱裝成冊的時間為1931年9月，此時正是其在上海撰寫《四十自述》前兩章的時間。在自傳中有過三次征引的這部《學為人詩》，正出自這本裱冊中的其父手書原文。現將原文全錄如下，以了解胡適的家風家訓，也是胡適早期思想來源的原始文獻之一。

　　《學為人詩》

　　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謹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學為人，以期作聖。

　　凡為人子，以孝為職。

　　善體親心，能竭其力。

　　守身為大，辱親是戚。

　　戰戰兢兢，淵冰日惕。

　　凡為人臣，夙夜靖共。

　　敬事后食，盡瘁鞠躬。

　　國怙寵利，而居成功。

　　小心翼翼，純乎其忠。

　　曰兄曰弟，如手如足。

　　痛痒相關，親愛宜篤。

　　有思則和，有讓則睦。

　　宜各勉之，毋乖骨肉。

　　夫婦定位，室家之成。

　　詩嘉靜好，易卜利貞。

　　閨門有禮，寡妻以刑。

　　是謂教化，自家而行。

　　朋友之交，惟道與義。

　　勸善規過，不相黨比。

　　直諒多聞，藉資砥礪。

　　以輔吾仁，以益吾智。

　　凡此五者，人之倫常。

　　君以教民，謂之憲章。

　　父以教子，謂之義方。

　　宜共率由，罔或愆忘。

　　五常之中，不幸有變。

　　名分攸關，不容稍紊。

　　義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無所尤怨。

　　古之學者，察於人倫。

　　因親及親，九族克敦。

　　因愛推愛，萬物同仁。

　　能盡其性，斯為聖人。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返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這首《學為人詩》，文字並不浩繁，義理並不艱深，卻可以說是為三歲的胡適開啟了人倫道德之門。詩中所強調的“為人之道”，分別闡釋的所謂人臣、人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道，都言簡意賅，明白清楚。可見，如何看待與對待這“五倫”，從小樹立正確的“為人之道”，是胡適家訓的核心內容。

　　胡適三歲時，其父親寫就這本《學為人詩》，恰逢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爆發，其父艱難鎮守台灣期間。1895年正月，胡適由四叔護送，離開台灣至上海，這一別也就此與父親永訣。

　　按照《四十自述》中的記載，胡適與其父在一起的時間，雖然隻有近兩年光景，但記憶卻是深刻的，其父的言傳身教讓他銘刻於心。在其父死訊傳至家中時，胡適以白描的手法，流露出無聲的悲痛。他寫道，這時候我隻有三歲零八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隻覺得天地都翻覆了！

　　四五歲時的胡適，后來一直在誦讀其父留下來的這首詩。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是：“這些話都是我四五歲時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樣講解，我記不得了﹔我當時大概完全不懂得這些話的意義。”直到四十歲時，開始寫《四十自述》之際，胡適才恍然大悟這首詩的真諦——這不但是中國傳統教育體系人生觀、價值觀的集中體現，更是“採納了理學家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胡適認為，其父“做的《學為人詩》是接受了程朱一系格物窮理的治學態度”。為此，他進一步總結說，我父親死得太早，我離開他時，還只是三歲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著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遺傳，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另一方面，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

　　無論如何，這本薄薄的《學為人詩》，自有其沉甸甸的分量與價值。這不但是胡適追懷父親的珍貴紀念，更是中國近代童蒙教育的生動存照之一。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