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農民工恐遭轉型淘汰

　　在我國邁入劉易斯拐點的同時，“80后”“90后”農民工逐漸成為外出農民工的主力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到2012年，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佔全部外出農民工總數的比重達到61%左右。

　　盡管他們的薪酬待遇、務工環境、權益維護等有了較大改善，但依然面臨技能匱乏與戶籍障礙等問題，這讓新生代農民工普遍陷入留不了城，又回不了鄉的尷尬境地。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整體偏低的技能素質以及面臨的戶籍障礙可能會對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產生不利影響，制約經濟轉型升級順利推進的同時，大批農民工可能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棄子”。

　　訴求嬗變

　　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對生活、發展的訴求已經由個體式遷移向家庭式遷移轉變，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由鐘擺型向穩定型轉變。

　　貴州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新鋪鄉巴茅村支書周玉明說，他的28歲的大兒子周鵬一家三口同在福州打工，26歲的女兒周艷一家三口同在廣州打工﹔28歲的安徽廬江縣人丁勇帶著老婆和不足3歲的兒子在合肥打工……《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廣東、浙江、河南、安徽、四川、貴州等地採訪發現，不少夫妻都是同在一地打工。

　　在農民工進入城市的過程中，家庭式遷移逐漸取代了個體式遷移。國家統計局2010年進行的新生代農民工專項調查顯示，在已婚的新生代農民工中，59.4%是夫妻一起外出務工。最新的數據是，國家衛生和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顯示，超過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全部核心家庭成員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不同於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不僅僅是為了掙錢，他們對於個人發展前景、規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義等有了更多期待。全國總工會2010年發布的關於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報告、清華大學“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2012年進行的調查以及衛計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等均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就業的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

　　更明顯的代際差異在於，新生代農民工對城市有著更多的認同感。他們不再像老一代農民工那樣，在家鄉和打工地之間做候鳥式遷徙，留在城市穩定生活的願望明顯強於回鄉的願望。清華大學“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的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中，有44%的人完全沒有務農經歷，打算未來繼續在城市而非鄉村發展的比例高達58.4%，48.7%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農民。

　　記者實地調研也發現，不少新生代農民工認為自己是“城裡人”、是“勞動者”，是跟城市年輕人一樣的“上班族”、“小白領”，期望能在打工地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和體面的生活。

　　拐點加劇

　　記者在浙江、廣東、四川等地採訪時聽到企業反映，新生代農民工訴求升級對企業經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劇了當前的招工難、留人難。

　　由於新生代農民工訴求呈現出的種種轉變，多地企業反映經濟壓力逐年增大。

　　河南漯河市臨?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副局長周紹哲談到本地缺工現象時說，不僅是因為人不夠用了，還因為新生代農民工要求更高了。“這一代農民工有追求，講享受和生活檔次，期望值也比較高，對人文關懷等也有要求，如果公司制度不好，即使錢多也未必會去，覺得管理苛刻，可能馬上就會辭工。”

　　同在臨?的食品企業喜盈盈集團和漯河晉江福源食品工業有限公司新生代員工均超過半數，為滿足他們的多元化訴求，兩家公司不僅為員工提供帶空調、電視、獨立衛生間的宿舍，還組織各種娛樂活動、文化培訓等滿足職工的精神需求，喜盈盈集團每年還進行工資集體協商，使員工工資每年保持10%到15%的增長。

　　“光靠漲工資已經很難留住人了。”這是眾多勞動密集型企業負責人的共同感受。

　　清華大學“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的調查顯示，“珠三角”地區一些代工廠的年輕工人開始基於市場變化和企業利潤增長狀況，提出分享更多勞動成果的要求。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認為，劉易斯拐點到來增強了新生代農民工的話語權，使得企業需要盡量滿足他們的多元化訴求，同時，新生代農民工更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些訴求又加劇了勞動密集型企業轉型升級的壓力，那些無法適應勞動力代際變遷的企業恐怕將被淘汰出局。

　　“城市夢”難圓

　　新生代農民工的薪酬待遇、務工環境、權益維護等方面有了不少改善，但他們依然普遍面臨技能匱乏和戶籍障礙等問題。相比老一代農民工，他們的處境並未獲得根本性改變。

　　在合肥某勞動市場，21歲的崔蒙蒙正在找工作。這個來自安徽亳州的小伙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自己初中畢業出去打工，在廣東的機械廠、冰箱廠都干過，管理很嚴，但幾乎沒學到過什麼技術。目前在合肥打工，主要還隻能打打零工，做些體力活。

　　24歲的朱世凱來自成都市新都區，2011年9月，大專畢業的朱世凱拿著一張高中文憑，應聘進了成都富士康，成為流水線上的一名普工，2012年過完春節就辭職了。他告訴記者，在富士康期間，他的工作就是把已經生產好的IPAD裝進盒子裡，一個動作反反復復，沒有什麼技術可言，還不如當修手機的學徒，能學點東西。

　　國家統計局2010年關於新生代農民工的專項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參加職業培訓的比例為30.4%，相比老一代農民工的26.5%，並沒有明顯提高。時隔兩年，情勢依舊。國家統計局2012年的最新數據顯示，外出農民工中沒有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仍然佔69.2%，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僅為30.8%。

　　在新生代農民工看來，“城市夢”可望不可及。由於城鄉二元結構限制，他們在務工地難以充分享受到教育、社保、住房保障等種種公共服務，融入城市幾成奢望。

　　安徽人丁勇一家三口隻能在合肥的城中村租住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卻無法享受當地的廉租房，他此前在上海、杭州、揚州等地打工也從來沒交過什麼社保。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2年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屋的比例僅為0.6%，獨立租賃住房的比例也僅為13.5%，絕大部分仍為雇主提供宿舍或與人合租。事實上，即使是獨立租賃房屋，不少農民工也隻能租住在城中村的棚戶區內，城市中的廉租房等與他們基本無緣。

　　除了房子、社保外，子女教育問題也讓許多農民工頭疼不已。為了能讓6歲半的兒子在福州本地上學，來自貴州的農民工周鵬不得不懇求老板出面疏通關系，並交納了3000元的贊助費﹔而因孩子無法在打工地入學，河南固始縣有很多年輕婦女無奈返鄉，照顧孩子讀書。

　　與此同時，新生代農民工遭受權益侵害的現象依然存在。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除了拖欠工資、不簽合同、拒繳保險等常見的權益侵害現象外，一些正規企業的權益侵害行為由顯性轉為隱性，新生代農民工對自身權益的維護更主動，但普遍缺乏有效的維權手段和平台。

　　清華大學“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的調查數據顯示，盡管新生代平均4.3年的外出務工年限遠低於老一代的12.4年，但其權益受損的比例相差並不是很多，分別為14.1%和19.5%。

　　調研中，有農民工向記者反映了一些隱性侵權的案例。在鄭州富士康工作的23歲河南姑娘李麗說，因為周末加班費高，富士康會對周末加班的員工在其他時段進行調休，這樣就可以少付、甚至不付周末加班費。

　　記者調研還發現，許多新生代農民工認為過於嚴苛的企業管理也是對自身權益的侵犯，例如上班時間不准隨便走動、不准講話等，但對於這些行為，他們並沒有很好的維權手段。據一位鄭州富士康員工介紹，富士康曾經實行過一段時間“靜音模式”，即工作時間兩名員工之間的講話聲音不能被第三人聽到，許多員工認為這是對他們人身自由權益的侵害，但卻不知道該如何維權，后來還是媒體曝光后，富士康才中止了“靜音模式”。

　　隔閡暗生

　　由於種種障礙，許多新生代農民工無奈地發現，現實和理想之間存在很大落差，導致“無用感”、“無根感”和“無路感”開始在他們心中萌生。

　　1980年出生的河南固始人盧文營2000年出去打工，在溫州、東莞、重慶等地的鞋廠、酒店、KTV裡都干過，13年后已過而立之年的他又回到老家一家水龍頭配件廠當工人。“我是典型的啃老族，在外打工13年沒有攢下什麼錢，掙多少花多少，在縣城買了一套房子全靠父母支持，感覺自己一無是處，想憑打工在城市立足太難。”盧文營說。

　　和盧文營一樣，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從事的工作缺乏認同感，不認為憑借打工可以改變現狀，實現自身訴求。

　　在成都新九眼橋勞動力市場，記者見到了1982年出生的電焊工林大付，他看上去像40多歲，兩鬢霜白。2003年以來，他在廣州和成都等地都打過工，前年他把老婆孩子接到成都，老婆沒工作，孩子3歲多了，還沒有上幼兒園。

　　他說，我們一家現在租住在郊區的瓦房平房裡，一個月200多塊錢，我的打算是要在成都一直干下去，並不是說習慣了城市，而是在城市打工畢竟每個月有幾千塊錢，回到老家的話，在農村種地根本掙不到錢。

　　“但成都不是想留就留的，先不說房子，能有個穩定的工作我就很高興了。房子對我們來說太遙遠了，至少要七八十萬，沒有這個心思。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社保？當然沒有，我們也不願意交社保，交的越多扣的越多，我們寧願多給點實際工資。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找個穩定的工作，但是連這個都很難。”林大付說。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研發現，新生代農民工普遍面臨留不了城，又回不了鄉的尷尬境地，從而滋生出濃重的被遺棄感。

　　27歲的貴州開陽縣人陳軍2006年中專畢業后外出打工，在北京干過銷售，在廣東做過機器維修，2010年回到貴陽一家化工廠，今年3月因污染嚴重辭職，現在還沒有找到新工作。他說，在城裡打工一輩子都買不上房，也不可能回家種地，不知道自己到底屬於哪裡。

　　在河南鄭州富士康打工的王亮說，從鄭州市區到我們的廠區，中間要經過一段沒有高樓大廈、很荒涼的地方，鄭州是一個城市，這裡只是城邊村，我們就像與世隔絕了，不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每天只是上班下班，我們的世界隻有方圓不到五裡的地方。

　　王亮同在富士康打工的女朋友李麗說，這裡真是沒啥可以消遣的，連公園都沒有，剛來富士康的時候，一星期就想去鄭州一次，現在都不想去了，在這裡久了，覺得跟社會都脫節了，跟市裡的朋友話都說不到一塊了，不是城裡，也不算鄉下，感覺自己像是被拋棄了一樣。

　　王亮今年花費十幾萬元在河南新縣老家蓋了房子。“沒有房子永遠沒有歸宿感，城裡買不起房，隻能在老家蓋，但是家裡蓋了房又住不了，我到底算是哪裡的人呢？隻能算是邊緣人！”他說。

　　談及未來，記者接觸到的上百名新生代農民工普遍顯得非常茫然——空有期盼，卻沒有明確的規劃。許多新生代農民工表示自己願意奮斗，卻找不到通過奮斗實現上升的明確路徑。

　　王亮和現在的女朋友李麗很快就要結婚，但對未來他還沒有明確的打算。“結婚后，靠在富士康賺的錢肯定不行，可能會去跟著同學干裝修。”王亮說，在富士康，同事之間很少談以后的打算，因為都很迷茫，所以大家仿佛都有意回避這個話題。李麗說，同事裡，有些人過完年不干了，有些人結了婚不干了，“問他接下來干啥呢，他也不知道，就是走到哪裡算哪裡”。

　　在成都新九眼橋勞動力市場找工作的四川省簡陽縣26歲農民工葉平告訴記者，現在“80后”農民工壓力非常大，“我現在單身，沒車沒房沒技術沒錢，誰跟你？這個勞動力市場的人，十個裡面有九個是單身漢，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難得很，想學一門技術，經濟和文化水平都不允許，哪裡還談得上未來”。

　　風險隱匿

　　江西籍農民工徐文財是浙江省農民工關愛組織“草根之家”的創始人。他說，一億多新生代農民工融不進城、回不了鄉意味著什麼？在外面漂一年、漂十年可以，漂一輩子、漂兩三代人能行麼？

　　有專家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是經濟轉型升級的生力軍，也是經濟發展的共建者和共享者，若不能實現他們和經濟的同步升級，將拖慢經濟轉型的步伐。

　　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技能得不到提升，不僅難以適應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也可能導致未來的大量失業。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說，產業轉型根本上是勞動力素質的轉型，但是同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技能素質並沒有太大提升，仍然從事低端產業，難以滿足企業轉型升級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未來這一問題還將更加凸顯。

　　採訪中，許多專家和基層工作人員對富士康模式的擔憂也反映了“留級”風險。他們認為，富士康作為中國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典型代表，吸納了上百萬缺乏職業技能的青壯年勞力在流水線上重復簡單的動作，卻難以獲得技能的提升，當中國經濟實現了轉型升級，富士康轉移到國外，或用機器人大量代替人工之后，這些在流水線上奉獻了青春的新生代農民工將面臨失業風險。

　　另一方面，新生代農民工融不進城、回不了鄉的矛盾持續集聚發酵。袁志剛說，老一代農民工可能選擇回出生地養老，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具有強烈融入城市的願望。但由於各種現存制度的掣肘，新生代農民工依然難以實現“城市夢”，願望的破滅會在這一群體集聚強烈的負面情緒。

　　制度破題

　　專家認為，需要相應的制度安排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社會保障、獲得公共服務等方面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權利。

　　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的多位專家認為，應切實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

　　第一，加強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創業培訓，滿足新生代農民工在職業發展上的訴求。例如，政府可建立新生代農民工專項培訓資金，根據企業對技術工人的實際需求，進行針對性更強的職業技能培訓﹔可為有創業意願的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創業培訓，幫助他們掌握創業知識和技能，成功創辦自己的企業。

　　第二，積極探索有利於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定居下來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取消新生代農民工在中小城市、小城鎮落戶的准入門檻，讓其逐步轉變為市民。

　　第三，運用政府支持、市場融資和農民工集資等多種手段來建造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逐步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居住問題。

　　第四，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參保率，建立適應農民工特點的低交費、低水平、廣覆蓋、可接轉和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