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之子:反思文革是必要的但不贊成大規模道歉

　　陳小魯，共和國開國元帥陳毅的第三個兒子。雖有著這個響當當的“紅二代”身份，但陳小魯真正進入公眾的視野，成為關注焦點總共有兩次：一次是最近，他向自己的老師就文革中的所為進行公開道歉﹔另一次則是在47年前，他提議發起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即文革中名氣很響的“西糾”——“文革”中第一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組織。

　　從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將，成長為反思文革，為文革公開道歉的“紅二代”第一人。這47年中，陳小魯這位開國元帥之子經歷了怎樣的人世變遷和靈魂淬煉？近日，本報記者在北京粟裕將軍的老宅中專訪了陳小魯。

　　道歉

　　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陳小魯的家不遠就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點南鑼鼓巷，在這片胡同交錯的區域裡，散落著大門緊閉的深宅大院和正在改造的大雜院。

　　約定的採訪時間，陳小魯准時地等在門口，他衣著平常，眉眼之間和陳毅很像。開了小門進去裡面是一個簡朴安靜的院落，家裡的裝修還是上世紀的風格，和平常人家無二。

　　“你是我接待的第22家媒體了。”陳小魯笑著說。面對蜂擁而至的採訪邀約，陳小魯並不抗拒媒體：“拒絕誰都不好，總要與人為善吧。道歉之后出現這麼大社會反響，我也是有思考，這就說明大家對這個問題有反思的要求。隻要你們敢來我就說。”

　　他這場具有轟動效應的行為要從一個月前說起。

　　10月7日，國慶長假的最后一個休息日，陳小魯回到母校北京八中，參加了一場特別的道歉會。他作為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會長，與學生代表們一起，為文革時期的所作所為，向當年的老師“公開而正式”地道歉，償還多年的心債。當時，他是北京八中的“造反”學生領袖、革委會主任。

　　“這次公開的道歉源於對文革的長期反思，特別是今年8月18日黃堅傳給我的8張照片。”陳小魯告訴記者。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第一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群眾和紅衛兵。那一天，陳小魯和上百萬人齊聲高喊著，“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口號走向廣場。47年后的同一天，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的秘書長黃堅，將一組有關1966年校領導，被當做黑幫批斗和勞改的老照片發給了陳小魯。

　　“看著這8張照片，一下就勾起了我的回憶。我覺著必須要公開正式地向老師道歉。”陳小魯說，“我的正式道歉太遲了，但是為了靈魂的淨化，為了社會的進步，為了民族的未來，必須做這樣的道歉，沒有反思，談何進步!”

　　第二天，一封落款人為陳小魯的“道歉信”，出現在北京八中老三屆同學會用作內部交流的博客上。

　　陳小魯寫道：“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終身面對的日子。我作為當時八中學生領袖和校革委會主任，對校領導和一些老師、同學被批斗、被勞改負有直接責任。在運動初期我積極造反，組織批斗過校領導，后來作為校革委會主任，又沒有勇氣制止違反人道主義的迫害行為，因為害怕被人說成老保，說成反對‘文革’，那是個令人恐懼的年代。”

　　反思

　　書記華錦不堪忍受欺辱自殺，這對我影響很大，我對“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結果就是組織西糾。

　　“我是1946年出生的，3年后全國就解放了。”陳小魯說。無疑，從他還是一個襁褓裡的嬰兒開始，他的命運就和共和國的命運緊緊相連，他的人生折射著共和國的歷史。

　　1949年以后，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事實上，從1959年以后，我才開始關注政治。”陳小魯在小學五年級時，遇到了反右斗爭。陳小魯在北京四中上的初中，這時的運動是大躍進了。全民大煉鋼鐵，就連中南海裡的湖邊也修了高爐。陳小魯和他的同時代人，就這樣在政治氛圍中長大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1966年，陳小魯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學生。

　　1966年，“文革”爆發，學校停課。后來，各個學校大都模仿巴黎公社原則成立“校文革”並選舉了文革委員會主任。在八中，陳小魯得了1100多票，隻差20票就滿票通過。

　　1966年8月19日，陳小魯做了一件讓他后悔終生的事，“8月19日，我發起組織了一場‘四、六、八中’都參加的批判會。會場定在中山公園裡的音樂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裡的群眾組織邀他們一起開大會。開會時，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過我不是主持人。”

　　陳小魯直言那時的自己想法比較簡單，以為開個批判會，就是組織人發言，發言后就該結束了。可突然一群學生沖上主席台，痛打那些書記們，打得他們頭破血流。“我組織開會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領導肯定是錯誤的，而且在這個會上他們都挨了打。因為我控制不住這個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號，但是直接拿皮帶打就失控了。這次會議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感覺很不好，決心以后再不挑頭搞這種事了。”

　　“21號到22號之間，我們學校書記華錦不堪忍受欺辱自殺，這兩件事對我影響很大，這實際上是我對‘文革’有了第一次反思，反思的直接結果就是組織紅衛兵西城糾察隊。”陳小魯說，“在成立糾察隊之前我並沒有什麼名氣。”

　　1966年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后，陳毅告訴陳小魯：“你前一段，毛主席給你做了結論了。毛主席在會上說：‘陳小魯好，反對打人。’前一段有結論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處惹是生非。”

　　到了1967年2月，發生了包括陳毅在內的老帥們，在懷仁堂的一次會議上批評“文革”中一些現象和中央文革某些成員的事件，不久被定性為“二月逆流”。之后，陳小魯也淡出運動了，他改了名字叫陳衛東，到北京的718廠去勞動。

　　但是關於他的種種流言，卻沒有隨著他的淡出而止息，反而愈傳愈烈愈傳愈廣。中央文革也想抓他，找了人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從中找出整陳毅的証據，不過沒有找到。這時周恩來總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陽軍區所屬的一個部隊農場去勞動鍛煉。

　　轉變

　　我必須要做一個獨立人格的人，必須獨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體制內很難實現。離開體制，去尋求一個“自由之身”。

　　1992年陳小魯以上校軍銜轉業，下海經商。

　　“其實，從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我就開始對體制產生了懷疑。”陳小魯說。從體制內到自由之身，陳小魯說自己是“兩步走”。

　　1975年陳小魯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將軍的女兒粟惠寧，在北京的總裝備部工作。1976年5月，已經是團政治部主任的陳小魯，向軍區打報告提出調回北京，提出調動的理由是解決夫妻兩地分居。但真正的原因源於陳小魯自己內心的糾結與痛苦。

　　當時，他所在的團是軍區“學習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點，他要主管“批鄧”和“學習小靳庄”。“那時我已經不像十年前那麼盲從，我已經有自己的思考，對批鄧很有抵觸。我那時候是團政治處主任，28歲，是沈陽軍區最年輕的團級干部。但是我不批還不行，否則我就變成一個反對‘批鄧’的人，關照我，培養我的領導他們不都要受累嘛。”

　　陳小魯就給岳父粟裕寫信：說能不能給我調動一下？“岳父一輩子在部隊裡，他還是希望我繼續在野戰軍干。但是，我在信中的一句話，‘道不同不相與謀’，打動了他，他體諒我的困惑。”

　　當年離開部隊的時候，軍長指著自己的椅子對陳小魯說：“你是我們的培養重點，要不了幾年，這個位置就是你坐的。”

　　后來，很多人問過陳小魯：“如果你當年不是堅持調走而是繼續留在沈陽軍區，你今天的人生會不會是另一種軌跡？”

　　陳小魯說：“其實我早晚會走到今天這樣的人生道路上來。”

　　1985年，他從英國回國，到北京國際戰略問題學會任研究員。一次搞朝鮮戰爭研究，他去採訪當時的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採訪完，楊尚昆特別對他說：“你對工作有什麼想法？要不要換個地方？”他說：“謝謝楊叔叔，我在這裡挺好的。”朋友后來對陳小魯說：“你怎麼這麼傻，楊尚昆這麼問你是有意要提拔你。”陳小魯回答：“那就是我真實的想法，不過我這一輩子，對當官沒什麼更多的想法。”

　　“‘批鄧’之后，我就下了一個決心，再也不說違心的話，毛主席說共產黨員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但那時我有所畏懼，我為什麼不能說，我怕打成反革命，怕連累我的家人我的戰友，這就是一種關系，迫使我說一些違心的話，辦一些違心的事。”陳小魯說。

　　在看到了父輩在政治風雲中的浮沉之后，在傾聽了內心對於做人做事的呼喚后，陳小魯想嘗試另一種生活，這就是到體制之外，去尋求一個“自由之身”。

　　“我必須要做一個獨立人格的人，必須獨立思考不依附任何人，但在體制內很難實現。我不說違心的話，怎麼才能不說違心的話？離開體制，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我接受1976年的教訓，到了90年代，我想開了，我不當官了，按照我自己心裡所想去做自己的事情。”

　　陳小魯在1992年轉業。之后他下海了，商海裡他涉足過多個領域。他曾擔任(海南)亞龍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標准國際投資管理公司董事長。現在是博時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長運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他相信在傳統社會裡，成事的要素是權力﹔而在商品社會裡，成事的要素是信用。

　　陳小魯說自己有三個座右銘：一個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的，這也是真正的普世價值觀。另一個就是毛主席愛講的“人貴有自知之明”。第三個也是毛主席說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我自己不願意干的，不要加諸別人身上。這樣你的處世、待人接物就比較好一點。還有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特別是一定要知道短處。不要以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個坦蕩的人。 回顧人生，知道怎麼回事就行了，至於別人看是好是壞，也無所謂。”

　　今天的陳小魯，和已退休的妻子粟惠寧，平靜地生活在岳父的故宅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