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产经新闻》今年6月10日刊登报道说，福冈市的妇产科医生、80岁的天儿都女士表示其父亲麻生彻男拍摄的“慰安妇”照片，未经允许而被中国作为证据列入申遗资料之中；还说其父只是摄影爱好者，而没有其他目的。

　　我们认为，这批照片是日方当事人证明当时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以及细节的最典型、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

　　中方申遗书中，包含有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交的日军老兵、军医麻生彻男拍摄的慰安所相关照片。因为这批照片包含战时日军在中国建立的由军队直接建立或者监管建立的慰安所的军事文件与实施，涉及“慰安妇”征集与卫生检诊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史实。其中如《杨家宅慰安所木屋》《慰安所规定》和《江湾贴有日文对联的慰安所》等作为重要历史证据，被广泛地使用于2000年东京审判“慰安妇”制度民间法庭、2001年海牙审判的终审活动、联合国关于日军“慰安妇”的听证会、历次各国“慰安妇”原告在日本法庭起诉等，成为“慰安妇”问题的最重要历史文献之一。这一点，作为麻生彻男的女儿、亲自为其父亲整理战时遗留文件出版了《上海より上海へ》的天儿都女士自己也曾明确指出：“本册（指《上海より上海へ》）中还收取了自昭和十三年开始的日本军开设的慰安所和民间私营的慰安所两个方面的照片资料，共10张。它们和论述从军慰安妇的论文《关于花柳病积极防治的方法》，共同构成了从军慰安妇的一级资料。”（引自《上海より上海へ》，1993年日文版，天儿都序言）

　　不仅如此，这批照片与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20年来对照片所记载的慰安所遗址口述调查，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新的历史文献。因此经过严格审查，对照片真实性和唯一性调查所得的调查史料（包括口述与照片），也已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这些调查史料主要文献价值包括，确认了麻生彻男照片中杨家宅慰安所遗址真实性，以及所在地为东沈家宅。

　　1937年秋，麻生彻男加入日本上海派遣军，登陆上海，奉兵站之命，协助建立杨家宅慰安所、江湾慰安所等，并拍摄了这些照片。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在日本多次以自费印刷出版的形式向媒体披露这一事实，并将战时日记书信与照片等最后结集为《从上海到上海》，由日本石风社于1993年出版。

　　根据他的记述，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对他所提及的上海日军慰安所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调查，确认了这些慰安所的存在。如江湾慰安所的建筑至今犹存，通过对旧照片中万安路745号阳台窗花等建筑形制细部的对比，可以确认这里就是贴有日文对联的慰安所。在杨家宅慰安所遗址寻找到许多日式清酒瓶、日式铝制饭盒、日式烤火盆等遗留实物，寻访到史留留、沈美娣、沈福根、沈月仙、沈德福等历史见证人，从而印证了麻生彻男记录的真实性。而且，确认了被日军和麻生彻男称之为“杨家宅”的慰安所，其地址并不在杨家宅，而是在杨家宅北侧的东沈家宅。

　　通过调查进一步确认，杨家宅慰安所为日本军队直营慰安所的准军事设施性质。在调查中获知，杨家宅慰安所作为日本陆军直营慰安所，管制严格，不准一般平民靠近，有哨兵巡逻保卫。如根据当地居民沈美娣（1931年7月生）的回忆，“我家就住在杨家宅慰安所旁边，慰安所门口有日本哨兵站岗巡逻，管得非常严格。我的亲生父亲就是被日军打死在这里。那个时候我只有9岁（约在1939年）。下面还有5岁和刚刚3个月的两个妹妹。我父亲沈毛夫当时在日资军服厂做工，每天早晨6时出门，晚上6时回家，我们称6进6出。一天回来后，因为家中第二天的蔬菜没有了，便到菜地里去挑些菜。当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当我父亲从菜地里拿着菜回来时，正遇到慰安所的哨兵巡逻，那个哨兵看到我父亲就大叫了一声，我父亲又不懂日本话，便不知怎样才好，正在这时枪声响了，我的父亲中了弹，不久之后，就这样被残酷的日本鬼子给打死了。”沈美娣女士的父亲被杨家宅慰安所哨兵枪杀，至今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经过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20多年的研究，麻生彻男所摄的慰安所可以直接、形象地证明日军慰安所的存在，与目前遗址所在地的口述记忆和物化的建筑记忆一起，共同非常典型地形成了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证据链，是极为重要的文献遗存，这就是中方申遗书将日本军医麻生彻男拍的战时照片与战时相关档案一起申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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