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转型升级和更高层次的“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新的增长动力
首先,从出口的升级看,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品牌销售体系。中国制造有了华为、中兴、中车、华龙、大唐电信、阿里巴巴、小米、三一重工等在各个领域中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各门类产品生产和出口销售,初步建立部门联动、行业协同,形成出口协调机制,扼制多头恶性低价竞争;正在建立全球批发、出口和各地区代理,甚至零售等上下游一体的商业网络,掌握销售的主动权,控制销售环节的利益漏损流失。
其次,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我们不仅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国内已经满足了需求的产业,按照产业在全球梯度发展的规律进行转移,同时也促进大规模和集成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在严格知识产权和技术保密约定,防止核不扩散的契约保证等前提下,着力推动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集成技术的高铁、卫星、核电(AP1400和华龙)、移动通信(华为、中兴、大唐等)、大飞机、北斗卫星定位、大型计算机系统、大型水火电站等技术密集、销售额大、附加值高的项目出口,并且使之设计、技术、工程建设、培训、后续服务等成套和连续化。既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也扩大中国发展的外部需求空间。
再次,鼓励中国投资走出去,既要中小微投资者走出国门,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也在走出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别是不受国际规则限制的民营大型和特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建设、生产、销售等市场上,崭露头角。有的央企吸收各国各方资本,形成合资跨国企业走出去,既形成了现代跨国公司治理体制,又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也降低了企业内控和监督的风险。一些企业,在全球视野和格局中,变过去的最终产品出口为一部分中间产品出口,在生产地组装并销售,从而消化国内产能,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调整和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并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在与吸收投资国的合作共赢中,通过国外制造服务、贸易和资金的国际流动,获得国民收入的净流入利益。中国对外经济战略中,秉承合作互利、共同发展的理念,高新技术与适用技术产品和产业走出去组合,金融与投资联动,贸易与产业联动,国内与国外形成产业关联,形成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部门协调、协会机制和企业跨国公司体制,进行成本收益核算,避免内部人控制,防范外部和内部道德风险,使国民将净收入回流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缓解中国资源和环境的紧张局面,弱化劳动力成本提高和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以出口质量替代出口数量,以技术品牌商业网络的高出口竞争力替换低端制造产品规模出口的弱竞争力,出口和走出去方式的转型,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获得新的拉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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