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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5日，邢建民为祥付村村民拍摄合影。人民日报记者 姜峰摄 |
新年临近，成排的白墙灰瓦关中民居前，刚出苗的冬小麦田埂上，镜头前的村民们或坐或立，一位位老人、妇女、儿童表情各异，恰似“386061部队”的“大检阅”。
一位民间摄影家不经意间定格在胶片上的一个个“残缺家庭”，在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下，似乎让“家”的意味变得更醇厚、对“家”的渴求变得更浓烈。
寂静的乡村
1月5日，正值小寒。
坐落于关中大地的咸阳市乾县大杨镇祥付村，一栋栋小楼点缀在平坦的千里沃野间。时间虽已近晌午，村头巷尾仍一片宁静，远处传来的几声犬吠清晰可闻。年味儿的脚步，在这里有些姗姗来迟。
“请大家到村口集合，老人带上板凳，小孩也可以抱来，拍合影，不收费，纯自愿……”村委会喇叭里的广播，打破了乡村的静默，而站在田埂边的邢建民，早已将摄影器材架好。
退休6年来，邢建民自掏腰包，足迹遍及陕西、甘肃、内蒙古、辽宁、山东等10个省区、21个地市，行程8万多公里，为700余家庭、近8000人义务拍摄过全家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我希望记录下更多家庭的温暖一瞬，让亲情刻印在胶卷上，用影像激起人们对于幸福家庭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陆陆续续，口袋里插着烟袋锅的老汉、拄着拐杖的老奶奶、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活蹦乱跳的小孩，从村子各处三两成群地汇聚过来。“这一片有三个村组，总共134户720名村民，年轻人都到西安、广州、深圳等地打工经商去了，平时一般也就200来人留守在村子，其中有150多位老人，大部分在60岁以上”，匆匆在喇叭里喊完话，祥付村61岁的村支书张永斌就赶来张罗拍摄。
“一、二、三！”相机“咔嚓”声响，成排的白墙灰瓦关中民居前，刚出苗的冬小麦田埂上，68名村民或坐或立，一位位老人、妇女、儿童表情各异——浓缩的时代，仿佛在这一刻被画面定格，一座普通关中村落的大合照，却更像是“386061部队”的“大检阅”。
“有没有能够完全凑齐的一户人家？”面对摄影师希望拍摄一组真正意义上的全家福的请求，张永斌略显遗憾，“打工的人一般腊月二十左右才回家，一过初十就又走了，这次时间不巧……”
既新鲜又好奇的老人们，脸上洋溢出会心的微笑，合影过后更是争抢着请邢建民给自己拍照，几位老姐妹间甚至为此拌起嘴来。寂静的乡村，似乎许久未曾这般热闹过。
81岁的张景林老汉，口齿已有些不清，他比划着手势，请邢建民为自己和老伴拍了一张合影，然后俩人拎着小椅子、一前一后步履蹒跚地走回家去。两条已不再挺拔的身影背后，喧闹不已的田埂地，渐渐又复归空旷、沉寂。
回不去的是家乡
记者走进张景林的家中，靠门的卧室里，地上摆满了汽车、手枪等模型玩具，里屋则是闲置的婚房，沙发睡床上都盖着布单。
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张景林老人的长子张新江也已57岁，现在在家负责带刚刚1岁的小孙子。“儿子儿媳都在东莞一家新能源企业打工，已经做到管理层，打算继续在那边发展，暂时还回不来”，张新江说。
“儿辈进城为工作，孙辈进城为教育”，张永斌告诉记者，以前村上还有个九年一贯制的初小，校园里有五六百个娃，“后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去县城读书，父母也过去陪读，最后村初小只剩下了30多个学生，坚持不下去，4年前就撤掉了。”
城乡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以城市为中心聚集，某种程度上挤压了农村的发展空间，毫无疑问“人”也是被城市吸纳的农村资源的一部分。“与农村家庭‘空心化’、‘离散化’特征同步的，是新生代农民工个人生活的‘原子化’，现代家庭是小型化的家庭，个人诉求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成为年轻一辈生活选择的出发点”，陕西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小俊向记者表示。
一面哄着小孙子，一面还要赡养老父母，已近花甲之年的张新江越来越盼着儿子早点回老家，在县上买个房子，“离家能近一些，等咱也老得不动弹了，总得有人服侍。”而老人的想法，还没有变为下一代的共识，“小孙子再大一些，可能也要送到父母身边去念书了。”
“农村家庭‘空心化’的表象，似乎是年轻人‘有家不回’”，尹小俊认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身份的向上流动，农村能够提供的资源远远没有达到吸纳和消化这个群体的程度，“能否进一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的经济产业规模、创业就业条件、公共服务水平和扶持政策力度，促使年轻人回得来、留得下、守得住，才是让冷清的农村家庭重新恢复生机和活力的关键。”
一面是城市更好的就业、受教育和居住生活环境，一面是家乡父老期盼的目光，代际间两种不免冲突的人伦，对年轻一辈来说，可谓进退两难。
到不了的是远方
合影的人群中，74岁的苗玉祥老人，身披一件藏青色呢子风衣，显得格外精神。“那是过寿时孩子给买的”，坐在300平方米的家中，苗玉祥笑得合不拢口。
“儿子在新疆做棉花生意，儿媳在咸阳给上初中的孙子做饭，孙女在西安上艺校，平时就我们老两口在家”，家境殷实、衣食无忧，苗玉祥时常和老伴进城看望孙辈，孩子们也总想多留二老住两天，“但我俩住不惯，老家农村空气好、熟人多，打打麻将，闲个话话儿，比城里有意思多了。”
苗玉祥道出了许多农村留守老人的心声：随着年轻人在城市扎下根，成家立业变为“新市民”，就倾向将老人也接来，享受更优良的人居条件，但接来了人，却往往接不来心。“老人的社会化程度已经定型，对陌生环境缺乏心理情感认同，同时又少了农村熟人社会的一份自在与惬意，此外城市设计也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养老、就医等福利保障、资源配置的承载力上尚未解除老人的后顾之忧”，尹小俊向记者表示，虽然一家人在城市团聚，仍难扭转老人“客居他乡”的心态。
对于离土离乡、移居城市的农村老人，除了家庭内部营造良好的氛围之外，显然，城市在软硬件设计上更当主动调整、适应这一群体的需求。“无论城市抑或乡村，只是家的存在载体，但目前二者都未有效破解‘安身何处是家乡’的命题”，尹小俊认为，理想中的家园，未必一定要回归传统乡土社会，而应是一种能够让全家团聚其乐融融、老人的心理诉求得到充分认同和满足、年轻人拥有足够发展空间的高质量生活状态，“如此则人生何处不是家。”
无论人头多寡，每进一户家庭，邢建民仍在坚持拍摄合照。转眼已近日暮时分，他却偶遇了一位当天刚从外地回乡的年轻人。
“去年大年三十回的家，初五就又出门忙活，快整整一年了”，25岁的张鹏没有上过高中，先后从事过服务员、保安、推销员、装修等行当，如今在江西宜春一家建筑工地做玻璃幕墙。“家”的概念，在张鹏的意识里始终挥之不去，“等我攒够了钱，就在父母屋子旁边盖间房娶媳妇”，而对家庭的未来规划，“将来我定在哪都不好说，照顾父母的事儿还不敢想。”张鹏对于家庭的责任交织在困惑中，放不下，却又无处安放。
邢建民飞速按动着快门，全家福的照片里，张鹏的妈妈拘谨地绷住笑颜。“坐火车累不累”，简单的几句嘘寒问暖，传递着质朴的关中农民对于子女真挚而深沉的情感。张鹏来回念叨着，“妈妈做的白面煎饼卷菜、肉夹馍，我一口气吃了仨，在江西吃炒粉不习惯，甭管走到哪，还是家里饭最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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