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烟花摊点生意冷淡 摊主1小时未卖出一盒炮

　　昨日，北京大兴区一家爆竹摊前，摊主在等待顾客。据大兴和丰台的一些摊主介绍，今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销售量较往年大幅减少，顾客稀少。新京报记者 王叔坤 摄

　　1月25日上午，位于工体东路的朝阳区熊猫烟花第二直营店工作人员正在向货架摆放新款烟花。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1月25日上午，位于工体东路的朝阳区熊猫烟花第二直营店向顾客销售马年烟花。

　　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昨日是正月初五，朝阳区定福庄东街一垃圾处理站门口堆放了许多烟花垃圾。“破五”当天，烟花燃放量增加。新京报记者 黄月 摄

　　【卖炮之艰】

　　成本增高 生意变淡

　　●人物：张女士，36岁，东北人

　　昨日14时，南三环中路刘家窑桥西北角的一块空地上，张女士戴着口罩，坐在一个约20平米的烟花棚子里等顾客。1个小时，她一盒鞭炮都没卖出去。

　　张女士卖烟花已有5年，她说，花炮生意一般从小年到来年元宵节结束，总共20来天。“但真正有生意的，也就除夕和十五。”

　　这个春节，从1月29日晚到除夕下午，她收入颇丰。但到了初一，她的烟花摊再度门可罗雀，即便昨日初五“迎财神”，生意依然惨淡。

　　在张女士的烟花棚中，有只需30元的500响挂炮，而礼花则基本在500元以上，最贵的900元。

　　她介绍，这些烟花的配方不含重金属和硫，减少了有毒气体生成。但科技含量提高后，烟花成本也上涨了。

　　“买（烟花）的人越来越理性，觉得这种东西可买可不买。”张女士说，“顾客一天天减少，我们也不敢提高零售价，收入自然不好。”去年，她进了七八万元的货，结果退回去不少。“拆箱了就不能退”，于是，今年张女士只进了五六万元的货。

　　安监部门对摊位的安全要求也逐年严格。除6只电子眼随时监控，有关部门还在她的棚内装了一只对讲装置，摊主需与有关部门随时保持联系。

　　此外，张女士介绍，安监部门要求20平米的棚内最多只能堆50箱烟花，“超量就违规，要从交的五万块保证金中扣除一部分，这一年就白干了。”

　　【听炮之烦】

　　虽然烦，但恐怕年年还得听下去

　　●讲述人：李先生，28岁，山西人

　　年三十晚上，春晚主持人在念开场词，楼下的鞭炮声便噼噼啪啪轰轰隆隆响个不停，像锅里烧得滚烫的水。大年初一，凌晨4点，那边熬夜的人刚躺下，这边放炮的又来了。

　　“二踢脚”和“穿天猴”的声响最闹心。一个地上点着了“轰”一声，天上炸开的那响得让你悬半天心；一个“嗖”地一声出去，睡得再沉也醒了。

　　有时就想，放这玩意儿有啥好？花钱又污染，这年头谁都知道了PM2.5，也知道空气污染，但多少人知道放炮白花钱，顶多听个响儿？

　　但就爱“听个响儿”。日子过好了，过年也不在乎多花几个钱，我就有亲戚说：“别家放炮，自己家也不能落下啊。”

　　所以就算达成“鞭炮污染空气”这一共识，放炮的两极分化还会越来越严重。有的人家几年不买一挂鞭炮，有的人家上千块的礼花往家里拉。

　　这年头，听炮的越来越烦，但放炮的却是“锅里的水烧得越来越开”，这噼噼啪啪轰轰隆隆的鞭炮声，虽然烦人，但恐怕年年还得听下去。

　　【点炮之囧】

　　过年新棉裤烧个大窟窿

　　●讲述人：郭先生，28岁，河北人

　　我的老家在冀中平原的农村。村里娃放炮玩得野，几个孩子把家里的鞭炮偷偷带出来，三五成群到河边。北方的冬天，河里的芦苇被冻得硬邦邦的，透过厚厚的冰层还可以看见封在冰里的小鱼。

　　孩子们穿着过年的新棉衣，在冰面上点一堆芦苇取暖。在有鱼的冰面上，用铁棍儿戳一个洞，挨个把自己的鞭炮塞进去点着，把冰一点点炸开。

　　几个孩子边玩边闹，谁也没注意我的棉裤腿儿上冒起了烟。不知是鞭炮还是芦苇，把新填的棉裤烧了一个大洞。直到棉裤彻底烧透，才感觉到火辣辣的疼。一群小伙伴手忙脚乱，又是塞冰又是埋土，总算灭了火。但棉裤上的大窟窿已逃不过娘的眼睛，之后就是爹的一顿胖揍。

　　这只能算囧，还有惨的。我10岁那年，小学四年级，为了省着玩，我把一挂鞭炮一个个拆开，站在屋顶上擦一根火柴点着，一颗颗扔出去。一颗扔晚了，我的三根手指被炸得流血。我不敢跟爹娘说，只把手藏兜里，吃饭都不敢拿出来，疼得冒冷汗。从此，我便对鞭炮敬而远之，近20年来再没点过鞭炮。

　　【买炮之忆】

　　烟花预算从百元到破千

　　●讲述人：古先生，25岁，江苏人

　　小时候过年，父亲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出来买烟花，1毛6分的“火树银花”，1毛钱的“月球旅行”。父亲还会买几个手持大烟花，如“降落伞”，十几块一个就算“奢侈品”。

　　我们家春节放烟花不止图热闹，更像家族仪式。因为奶奶喜欢看烟花，她会提前吃完饭，搬出太师椅坐在屋檐下，催促父亲赶紧放烟花。所以每年父亲都拿出一百块钱作为买烟花的经费。

　　我12岁时，叔叔送了家里两个大礼花，在县城街道上，礼花呼啸而上，几乎全城的人都在看。奶奶很兴奋，当即“下旨”让父亲以后要买大的。从此，每年父亲都要搬两个五十块钱的大礼花。

　　读高中后，父亲也只买大礼花回老家放，但烟花开支却成了四五百块。那时，全城都在放大礼花，奶奶也逐渐不满意几十块钱的烟花。父亲开始搬更大号的礼花，每个动辄数百，花销也升到了上千元。

　　一千元的烟花预算，如今不算多。幸好礼花遍地，奶奶即使对自家烟花不满意，还可以坐在院子里欣赏别人的礼花。

　　时至今日，我对烟花的热情几乎消散。但放烟花仍藏在我的记忆里。今年，我的侄子侄女，偶尔还会拿我儿时放的小“火树银花”出来玩，但据说价格已涨到了六七块钱一个。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