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歌》：严歌苓的想法和“唱法”

《毕业歌》：严歌苓的想法和“唱法”

　　□刘悠翔

　　近日，严歌苓长篇新作《毕业歌》问世。继《金陵十三钗》之后，她又一次选择抗日题材。严歌苓曾说：“我的想法是，铺排出戏剧性的小说，追求一种莎士比亚似的情节结构，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小说就不好看。我的写作，想的更多的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人性能走到极致。”残酷的战争，为严歌苓提供了戏剧性情境。但是她的《毕业歌》，“唱”得有点走音。

　　唱的是天下兴亡，写的是儿女情长？

　　小说《金陵十三钗》避重就轻，把时空限制在南京的一座教堂里。这是典型的戏剧设定，与时代和社会的接触面很小。在有限的时空里，严歌苓围绕自己熟悉的女性来写，把握起来比较容易。而到了《毕业歌》里，严歌苓让人物走出密闭的小楼，走向广阔的城市空间。那么，如何全景式地呈现抗战时代的上海社会？

　　作家让5个青年男女谈恋爱。国民党技术专家洪望楠和富家小姐王多颖原本是一对恋人，共产党员贺晓辉出现后，王多颖移情别恋。然而，他自己也迷恋着共产党员桑霞，因为桑霞的“魅力和信仰混在一起，他抵挡不了”。王多颖的弟弟王沐天更是被桑霞吸引，抛下少爷生活，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人物的标签化（国共两党）、不同人物之间鲜明的对比关系（爱情关系）、用密集的、可视的戏剧冲突推动情节发展（情场即战场，恋人即同志），都是典型的戏剧化手法。

　　毕业歌里唱的是“天下兴亡”，小说里写的是儿女情长。这种写法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小说《青春之歌》，林道静几任恋人的更迭与她的革命成长异体同构，堪称“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教科书。林道静经历的男人身份跨度很大，从土豪劣绅、自由知识分子，到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小说也随之从农村写到城市再回到农村，透过个人遭遇，很好地投射了广阔社会的时代风云。而毕业歌是学生之歌，严歌苓笔下的五角恋始终在一个小圈子里打转转，缝合个人与社会的功力赶不上她的前辈。

　　即便写儿女情长，《毕业歌》的女性人物也显得很黯淡。在严歌苓此前的作品中，田苏菲、王葡萄等女性是小说的绝对中心——一个女性在时代中经历种种虐心的折磨，这种写法构成了这位作家的独特穿透。《毕业歌》少见地不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似乎表明严歌苓放弃了女性中心视角。她把笔力平铺在5个青年男女身上。桑霞满怀正义、文武兼修，用信仰和美貌“俘虏”了洪望楠；而富家小姐王多颖则多情娇贵、被共产党员贺晓辉的坚毅勇敢所打动。这两位着墨最多的女性人物，都非常脸谱化。她们作为女性的身体和内心，对读者是关闭的。此外，由5位主要人物牵出的三教九流，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作者要照顾众多人物，更加稀释了小说的笔墨。《毕业歌》中缺少严歌苓风格的女性形象，无异于作家自废武功。

　　严歌苓的“窄路”

　　《毕业歌》不是严歌苓第一次用戏剧的方法写小说。回顾创作生涯，她的小说和戏剧创作是同时起步的。1981年，她的剧本第一次拍成电影，同年她发表了自己的小说处女作。30多年来，她警惕商业化的编剧活动，却钟情于自由地写小说，并大量借鉴戏剧手法。她认为好的小说就是给读者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其中应该有精彩的情节、出其不意的发展，一个意外接一个意外，最主要的是通过所有的冲突，一个个人物活起来了，读者们与这些人物渐渐相处得难舍难分，因他们产生了爱憎怜恶。”

　　其实，戏剧比小说限制更多，写小说时引入戏剧的条条框框，意味着自带枷锁；但另一方面，走戏剧化的“窄路”取消了“小说”的其他可能性、删繁就简，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小说的戏剧化创作，优点首先是“快”。戏剧的人物设定、情节组织都有一定的模式，只要训练有素，就能进入自动化状态。严歌苓自诩“快刀手”，写一部20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往往只要2个月。值得一提的是，做过影视编导的金庸，在23年繁忙的办报和法律工作之余创作了近900万字武侠小说，也得益于此。

　　除了快，就是“稳”。只要作者形成了自己熟练的题材，就可以进行类型化操作。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大部分都是水准之作，而严歌苓对于“文革”历史和异邦题材的书写，集中于女性人物的独特塑造，小说质量也保持稳定。

　　小说戏剧化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更易达到雅俗共赏。在主要文学类型中，戏剧属于俗文学，要求时空集中、矛盾外显、人物扁平、台词易懂，这些特点都使得戏剧老少咸宜，更能被大众接受。严歌苓小说正因吸收了戏剧表现方式，“好看”、易读，受到大众读者的喜爱。

　　他们杀的不是“人”，而是“敌人”

　　小说的戏剧化创作并非人人练得好的，严歌苓得以成功，得益于她的文学才能与合理选材。

　　严歌苓的文学才华受到许多作家和学者的称叹，她能用有限的生活材料幻化出丰富饱满的人间故事，《第九个寡妇》根据听来的新闻铺成长篇，其中的先天禀赋，让许多作家望尘莫及。在题材方面，严歌苓着力开掘自己最重要的两段人生经验——童年时代和旅美生活，她以女性视角穿透这两个时空，揭示人性深处的幽暗与微光。

　　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就是典型的例子，严歌苓的母亲是歌剧团演员，父亲是作家、并曾担任同一歌剧团的副团长。这部小说取材于自己的家庭，游刃有余地描写作家从小耳濡目染的戏剧环境。

　　然而，当写到抗战题材时，严歌苓显得力不从心，毕竟她对抗战历史缺乏亲身经历和深刻理解。抗日题材小说《金陵十三钗》和《毕业歌》一再表明，当她脱离拿手的题材，小说戏剧化的种种优势，都将利刃反噬，成为劣势。

　　《金陵十三钗》中的一群日本兵没有名字、也没有人性，他们就是“恶”的符号；而妓女们代替女学生去杀鬼子，就成了正义的化身。同样写南京大屠杀，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龙子》就与众不同，小说表现了老实本分的农民林郯如何在战争中被迫反抗，同时也反思了沾染暴力和仇恨之后失控的人性。而在《毕业歌》中，文弱的技术专家洪望楠在战争中“脸上忽然露出一丝狰狞：‘我要看着他的血流出来。’”王沐天“初次参加战斗便轻松毙掉两个敌人，不由一阵狂喜”。正面人物的暴力和仇恨被写得充满正义性，他们杀的不是“人”，而是“敌人”。

　　在写“文革”小说时，严歌苓曾说：“彻底的反派是没有的，坏蛋可以从他的立场上找到他的道理，坏蛋才能活下去。”但是进入抗战的环境中，日本兵就成了没有名字的恶魔、汉奸老唐就是个“生得无聊，死得无聊”的反派。作者采用二元对立的戏剧思维，将人物脸谱化，结果，丰富的人性被压扁成非黑即白的正恶符号。这不能不让人觉得可惜。

　　尽管有种种缺憾，但是以《金陵十三钗》、《毕业歌》为代表的抗日题材创作值得尊敬，因为它们是严歌苓的自我挑战——从简·奥斯汀转向狄更斯。二者跨度极大，前者注重强烈深邃的情感体验，后者表现驳杂宏阔的生活世相。雄心勃勃的严歌苓要想实现跨越，甚至融汇二者，首先要与她的戏剧化手法和解，至少不再给她帮倒忙。喜爱她的读者一定对此抱有善意的期待。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