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机的逐步普及,人们对电视文艺节目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文艺组的人员也不断得到充实,电视文艺也逐渐打开了局面。
由于技术和设备条件的限制,最初,央视主要是导播剧场的文艺节目。通过我们的努力,一大批舞剧、歌剧、话剧、戏曲和音乐舞蹈等节目,由剧场走进了家庭。在我导播的节目中,影响较大的有《东方红》、《长征组歌》、《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江姐》、《洪湖赤卫队》、《霓虹灯下的哨兵》、《茶馆》、《骆驼祥子》等等。
电视转播文艺节目,并非是简单地还原舞台表演的原貌,而是一个艺术上再创作的过程。电视导演预先要了解原剧编导的创作意图,通晓节目的内容构成,熟悉演员的表演特色和亮点。在此基础上,认真仔细地分好镜头,与摄像师和各工种充分交流、沟通,做到现场转播时心中有数,指令准确,镜头切换及时到位和富有逻辑性,从而使观众的视觉、听觉与舞台展现的形象效果高度统一。应该说,这对电视导演的要求是很高的。
我生性要强,虽然电视编导最初对我是全新的工作,但我学得很刻苦,很努力。摄像机的镜头是死的,没法变焦距,为了摸索出最佳镜头效果,确定机位的距离,我兜里总装有一个软尺,台上台下一米米地量好距离,画出机位图。每次转播前,我都要先看演出或彩排,带上小电筒,在观众席里记内容、记画面,看完几遍,分镜头脚本也完成了。为了尽快适应工作,我很少呆在家里,经常是清早出门半夜归;中午实在累了,就在工作间把两条长板凳一拼,躺下小睡一会儿。即便哪天能回家吃顿晚饭,也呆不长,吃完饭,就把小手电筒和软尺往兜里一揣,不是看彩排,就是转播去了。回家通常是半夜,十里长街上骑着小轱辘自行车,吱呀呀碾过许多人的梦境。
有一年,我转播英国芭蕾舞团来华演出的《吉赛尔》,正巧有位被誉为“英国电视之父”的专家在北京看了这次播出。第二天,他在与孟启予台长会见时,特地提出要见我。他说,“前晚在北京饭店看电视时,原以为是放映英国电影,最后看到中国领导人接见演员,才知道原来是电视转播。镜头处理得这样细腻、流畅,真不容易。”他对台长说,像我这样的导演,在西方就了不起了。当他问到我每月工资是120元人民币时,感慨地耸耸肩说:“这是我一晚的房钱!”这个小小的插曲,也能说明电视导演在整个艺术传达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电视台自办文艺节目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由于演播室太小,又没有录像设备,开始我们只能直播一些独唱、相声、独舞之类的节目。这种局面很快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按照上级要求,为了拍摄一些同社会主义国家交流的文艺节目,由我同黄一鹤、王扶林等合作,租用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用胶片拍摄了《天山的春天》等五部贺年片。记得参加拍摄的演员有郭兰英、才旦卓玛、胡松华等人,我和他(她)们就是从那时结识并成为多年好友的。(16)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