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海棠花前·绽放的记忆》：总理去世

　　1976年元旦前后的日子里，在病痛折磨下，恩来伯伯的身体已经极度衰竭，随时可能离我们远去。由于保密原因，外界并不知道总理的具体病情，我们这些亲属也不例外。

　　有人讲，亲人之间有时会发生某种心灵感应。我不知道是正好碰上了这种感应，还是纯属巧合，1月7日，我突然犯病了，胃疼得厉害，被紧急送进了县医院。

　　9日凌晨四五点钟，病房突然出现干校来人，给我一份尔均发来的电报：

　　“七伯今日上午不幸逝世，万分哀痛。

　　七妈嘱在外地亲属勿来京吊唁，特告。望节哀。”就像晴天霹雳。看了电报，我整个就跟触电一样，全身都是麻木的，瘫了，头脑里一片空白……多年来，恩来伯伯非常爱护我，临终了，却没能见上一面，而且还不能去北京向他老人家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这让我怎么也想不通，伤心万分。

　　幸好，干校领导还不错，决定送我回京治病。这就给了我一个回北京的正当理由。回到家里，我给七妈秘书赵炜打电话，请她报告七妈。赵炜回话说，七妈同意我在京参加伯伯的所有悼念活动。这可是特例。即使在这样巨大的悲痛时刻，七妈仍保持着她特有的镇定，关心和过问着每一件具体的事情。

　　遗体告别仪式定在1月11日上午。早上七点，我们这些在京的亲属，按通知要求到中南海西花厅集合，乘车去了医院。按照程序安排，亲属最先告别，然后是领导和群众。在伯伯面前呆了二十来分钟后，就有人催促我们离开。

　　鲜花和松柏丛中，伯伯紧闭双目，静静地躺着。从今以后，再也看不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了，再也听不到他那无比爽朗的笑声了，再也不能得到他充满睿智的教诲了……我悲从中来，痛彻心扉，泪眼模糊，真想扑上去大哭一场。

　　长眠中的伯伯，面容清癯，双颊凹陷，灰色中山服松垮地搭在瘦削的身躯上，体重骤降到只有六七十斤。我痛心地想到，仅仅十年前即“文化大革命”之前，七伯虽然年近七旬，依然魅力四射，风采过人；同实际年龄相比，依然显得那样年轻。尔均说过，伯伯同他初次见面的那一年是48岁，但看上去不过30左右。我1955年初次见到的伯伯，当时57岁，看起来也只有40出头。伯伯为何总是显得那样年轻，那样的神采奕奕、风度翩翩？这不仅源于他那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源于他对传统礼节和仪表的高度重视，源于他是国人乃至世界一致推崇的“美男子”，更因为他经受了非常人所能企及的艰苦绝伦的革命斗争烈火的淬炼。

　　曾有人给我说过一个观点：衡量一个人的年龄，除了看他的“自然年龄”即出生时日之外，还要看他的“生理年龄”即内部器官的健康程度，“心理年龄”即心态的好坏，“阅历年龄”即是否有丰富的生活经历。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寿命长短，不仅与实际年龄，而且与他的生理、心理状况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而一个人的阅历又直接影响到他的生理与心理素质。

　　举例来说，我所认识的几位开国将领如张震、李德生、萧克、张爱萍、伍修权、吕正操等同志，他们都是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经历了残酷战争的考验和十年“文革”的磨难，但当他们晚年进入八九十岁高龄时，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腰背直挺，行动自如，俨然大将风度。

　　那么，我们如果用“传奇的一生”来形容恩来伯伯波澜壮阔的一生，是远远不够的。古今中外很难找到像他这样“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具有丰富阅历和斗争经验的卓越领导人。他无数次经历出生入死的严酷斗争考验，都能化险为夷，一个个地闯了过来。他理应健康长寿，超越常人。

　　可是，一个如此伟大的生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为了支撑起行将倒塌的共和国大厦，他备受磨难，心力交瘁，以带着重病的身躯，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智大勇和殉难者的心情，耗尽了全部心血与生命。试想，如果不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与迫害，恩来伯伯定能活到一百岁！伯伯的过早离去，实在是我们国家的灾难和重大损失，是全民族的不幸，也是我们作为亲属无可挽回、刻骨铭心的深深伤痛！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