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台湾大学生：看禁书后神秘失踪

　　五十年代的青年本来就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沉睡中的世代”。当时潮涌而到台湾的这批青年，都经过了长期的在“政府”主导下的精神教育，养成了遵从权威的性格。他们必须及时地对“求学、就业、成家、立业”这些严肃的问题早作规划。何况当时地方那么小，他们都知道唯有认真充实自己，日后才能在社会上有一立足之地。而接受一个良好的教育更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台大在那一年录取了八百多位新生，傅斯年校长语重心长地勖勉新人要努力把握这得来不易的机会充实自己，以后到社会做个有用的人。“如果单凭介绍信的数量，则台大今年便可不必招生了”，这句简单而有力的训勉之词，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心底产生了一种“自信”的期许与“自视甚高”的心态。

　　从客观的条件而言，当时台大的地位除了是“台湾唯一的大学”外，实在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连基础设施也少得可怜。在硬件方面，除了日据时代留下的图书馆、文学院、农学院及行政大楼等数幢大建筑外，大概只有台湾光复后在学校大门后加建了四排平房权充“临时教室”。此外很少有指定的教科书，我们法律系那一班六十八人，全然依赖教授们自己编印，再由工读生用蜡纸在钢板上刻划后油印出来的讲义，如此地完成了四年的大学教育。至于师资与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相比更不能同日而语。当局自大陆仓皇撤退时曾派了几架专机到北京去空运北大、清华、南开等名校的教授们撤退来台，也许事出仓促，但也可能由于政治理念之原因，据事后的报道，随机南下的名教授寥寥可数。

　　当时台湾光复不足五年，岛内仍有一些具有皇民心态之流，不能忘情于“日本有良心的统治”，而当局也没有任何“去日本化”的措施。因此东洋情调仍充斥于日常生活中，西门町一带料理店星罗棋布于大街小巷，天妇罗、生鱼片等仍大行其道。而“郎”呀“子”呀的仍穿着不登大雅之堂的木屐行走于公共场所里，学校里日语的“八个牙露”仍处处可闻。这种日本文化之阴魂不散的现象反映在学校里特别尖锐，形成了同学之间一种自然的隔阂。所谓“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交流大抵只限于课堂里的接触。学校里存在着三大语系：“八个牙露与爱莲爱莲”台日语系、阿拉（上海）语系与啥子（四川）语系，其中更以说下江人的四川话为主流。不管在抗日期间是否到过大后方的四川，为避免见外于同侪，大家都希望能琅琅上口地说四川语。虽然如此，“省籍意识”的鸿沟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产生任何冲击。当时在学的台籍青年仍属少数，不同方言之使用固然促成集团之形成，但族群之间却是十分融洽。

　　真正“与众不同”的还是达官权贵的子弟们。他们来无踪、去无影，以黑色轿车或吉普车代步。我们只得在上下课休息的时段里遥遥相对，暗中私语：“那位是某位大官的儿子！”因此当时陈履安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子弟，以公共汽车代步上学，自然成为一时之美谈。当时自大陆来台的高官可以斗量，其子弟平易近人者有之，高傲不可一世者亦有之，偏偏某一党官之子弟喜欢在朋友相互介绍之后加上一句：“令尊是？”在某次对话中碰上一位憨直的山东籍同学，因不堪此种语带势利的问话，火冒三丈地回敬一句：“令尊是你的大爷！”使得本来是一次轻松的交谈，变得不欢而散。此位仁兄以后也到了美国来留学。暑期不得不放下身段与莘莘学子们一起端盘子打工，此时他人的“令尊”是何方神圣已不关重要了。

　　五十年代大学生的普遍现象大概是穷困两字。当时我们这批幸运儿，在经济全无来源的情况下，衣、食只能求“果腹”与“御寒”而已。今日视之为健康食品的青菜、豆腐，当年正是我们主要的营养，只有每星期五的晚餐“加菜”（又称外烩）才见得到肉类。那些年代没有自助餐这种设施。用餐时八人一桌且位子固定，因此这一餐很少人会轻易缺席。只是夜里食物消化得太快，晚上十点不到已是饥肠辘辘，不得不提早就寝。宵夜在当时是一项奢侈品，稍为幸运的可以买些面条，私自到厨房里煮熟后加上些许盐巴，大快朵颐一番。

　　当然匮乏的日子也有其正面的地方，那就是没有燕瘦环肥的问题，大家的腰围都能维持在一定标准之内，遇到“大场面”要借用衣服方便许多。至于衣服的质料便不关紧要了，不论是棉质或毛质总是四季咸宜，一体适用。笔者当年曾在发放救济衣服时幸运地得到一条毛质西裤，几位第四宿舍的好友们曾在“大场面”中互通有无地借用过。一九五四年盛夏出国的那天，那条“高贵的裤子”便是我充场面的行头。

　　当时“政府”的财力捉襟见肘，但对流亡学生的照顾显然已做到竭尽所能的地步。就读台大时，学费只要一纸“恳请体念……”的呈请书，即可照准免费。此外还设有“X区学生救济金”，数目虽然不大，但可应付基本的需要。成绩好的学生还有“书卷”奖金去买些“应该看”的书。至于“该看”与“不该看”的分野，当局自有一套管理的审查办法（明的）；而对学生阅读的习惯，则有“老大哥”暗中监视（暗的）。大二的那年，校园里突然传出一位书卷奖得主的学生神秘失踪的消息。知情较多的（如室友）也噤若寒蝉。俏皮的学生更轻松地揶揄说：“哲学系的女生是不懂私奔这一套的。”传说中是这位落落寡合的吴姓女生，被人发现在她的枕头下有“不该看”的书。不过整个事件还是很快地沉寂了下来。据说失踪的几个月后，她又出现在当时还不很热闹的台北街头。可以确定的是，她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学校里来。令人意外的是，她的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姊姊，也并未为这件白色恐怖年代的小插曲动过笔墨。不过此一事件却让我们警觉到，在大陆时期横行一时的职业学生仍然存在于校园中。

(来源:四川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