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看變化】通信業 從書信到微信

1978年底的中國，固定電話用戶僅193萬﹔2018年6月底，全國移動電話用戶達15.1億，微信月活躍賬戶10.58億。

以改革開放40年的視角來俯瞰，中國通信業的發展堪稱奇跡。鄧小平同志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指出：“先把交通、通信搞起來，這是經濟發展的起點。”40年來，我國堅持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競爭，通信技術突飛猛進。

“信息化為中華民族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以新發展創造新輝煌。

40年通信業巨變，記錄了中國改革開放一個又一個裡程碑。如今，中國在網絡規模、網民數量、手機用戶、移動支付等方面均在世界領先。無處不在的基礎電信網絡，無處不在的互聯網應用，無處不在的智能終端，正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溝通習慣。

從書信到微信，通訊工具折射社會變遷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是人們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象征著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但直到改革開放之初，在中國，電話仍是稀罕物，隻有極少數人才能擁有。

“1978年時，有著9億人口的中國大陸，電話數量仍不足200萬，比400萬人口的香港地區還少。電話轉接要靠人工，打長途到農村，少說要等幾個小時，一兩天打不通也很常見。”中國通信企業協會原副會長郝為民回憶，寫信是那時候大多數人通訊的唯一選擇。向綠色的大郵筒寄出一封信，少則幾天，多則一個月才能到達。

80年代電報業務的上線，讓大眾信息傳播速度實現了飛躍。按字數計費的電報，連標點都省去了。“13日到28次接”，寥寥數字卻“信息量極大”。

出生於1940年的管純明，是上海最早一批電報報務員。“那時收到電報非喜即憂，准是大事。”管純明說，從上海發往蘇州的電報一個字要1毛多錢，可以買幾張大餅了。在電報鼎盛時期，一位發報員每天要處理200條電報。最高峰時，上海單日電報量突破了20萬條。

到了80年代后期，電話逐漸進入城市裡經濟條件好的家庭。由於安裝費用昂貴，一般人還是願意到郵電局指定的公用電話窗口排隊。即便如此，“隻聞其聲”的單點溝通方式還是讓當時人們的需求得到很大滿足。

隨著公共電話亭和私營電話攤位的興起，一種全新的單向移動通訊工具——BP機（尋呼機）在90年代初登上了歷史舞台。

家住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的劉曉亮，至今還珍藏著一部BP機。“腰上別個BP機，會讓人有一種走在時代前列的感覺。”劉曉亮說，自己參加工作后，用第一個月工資買了這部能顯示中文的BP機。出門在外，BP機一響，立馬奔向電話亭回電話，是那個年代特有的景觀。

“當時在電視上看到過‘大哥大’，心裡挺羨慕，想著什麼時候自己也能隨時隨地打電話。”劉曉亮回憶，沒過幾年，這個願望就實現了。

進入21世紀，互聯網逐漸發展起來，網頁聊天室和QQ等聊天軟件讓即時文字通訊成為可能。與此同時，單色屏手機出現，相對親民的價格加上便攜的優勢，大受民眾歡迎，包括劉曉亮在內的中國手機用戶群體自此不斷擴張。

從單色屏到彩色屏，從功能機到智能機，從2G到3G再到4G……手機的更新換代，不僅令公共電話亭逐漸消失，也讓很多家庭不再保留固定電話。

近幾年，移動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迅猛發展，以及微信等移動端軟件的迅速普及，讓人們用低廉的成本，實現了從“見字如面”到“音畫同步”的巨大跨越。2016年底，微信的活躍用戶首次超過QQ，今年更是突破10億。

如今的大街上，隨處可見人們用智能手機聊微信、刷新聞，任意切換文字、語音和視頻通訊。這樣的變化，無論是從事了半輩子電報業務的管純明，還是一心追趕通訊潮流的劉曉亮，當初怎麼都想不到的。

從“王謝堂前燕”到“尋常百姓家”，全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

1978年，我國通信網的基礎設施仍停留在四五十年代的水平。據原郵電部副部長劉立清回憶，當時中國的通信狀況基本可以用“裝不上、打不通、聽不清”來形容，被認為是“幾乎沒有通信的國家”。通信供需矛盾激化，成為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改革正當其時。

1988年11月，國務院在政策層面上明確了郵電體制以政企分開、郵電分營為改革方向。1994年7月，中國聯通的成立為通信業引入競爭﹔1998年，信息產業部和國家郵政局相繼挂牌﹔2008年，信息產業部並入工業和信息化部……一系列頂層設計引領中國通信業有序向前，不僅日漸掙脫瓶頸束縛，更迅速成長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柱性、先導性、戰略性產業。

在四川省樂山市工作的電信員工趙然，經歷了郵電系統的多次改革重組。最早在郵電局當報務員的他，1998年順應改革趨勢去了以尋呼業務為主的國信尋呼公司，1999年並入聯通公司，2008年隨著業務重組又回到了電信公司。“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盤活市場、形成競爭。”趙然認為。

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市場競爭格局逐步形成，使我國加速邁向全新的移動通信時代。2003年10月，我國移動電話用戶數超過固定電話用戶數。今年6月底，移動電話用戶總數已突破15億戶，其中3G和4G用戶佔比達82.8%。

活力四射的通信經濟中，大眾百姓無疑成為最大受益者。2015年，我國已實現100%的行政村通電話、100%的鄉鎮通寬帶。近幾年，通信業的“毛細血管”還在各個角落繼續延伸。

四川省昭覺縣有個“懸崖村”，全村500人都居住在離公路6公裡外的高山上，隻能依靠一條沿著懸崖陡壁垂直而下的800多米山路出村。2017年春節前，中國電信為“懸崖村”開通了百兆光纖寬帶和4G網絡，打通了信息天路。有了網絡，以前無人問津的“懸崖蜂蜜”等當地特產，成了供不應求的搶手貨。

信息資訊“走進去”、農產品“走出來”，“懸崖村”不是孤例。工信部印發的《關於推進網絡扶貧的實施方案（2018-2020年）》顯示，今年年底前，國家“十三五”規劃提出的“寬帶網絡覆蓋90%以上的貧困村”目標將提前完成。

另一項惠及億萬用戶的好事是“提速降費”。2015年5月，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首次部署通信業“提速降費”。經過4年的持續推進，套餐價格不變、寬帶網速翻番﹔取消套餐內長途費、漫游費﹔多次大幅下調國際漫游資費……工信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移動流量平均資費較2017年底又下降了46.2%。

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拿電報每個字0.14元的計費標准，與如今最普通的30元1GB手機流量套餐比較，電報發1個字的費用，移動互聯網理論上能發23萬字。這數十萬倍的差別，就是通信業走向大眾最好的注腳。

從“追趕”到“引領”，技術創新帶來無限機遇

技術，是通信業進步的原動力。在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大背景下，通信業的發展歷程，既離不開市場，更離不開技術。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的春風吹到了福建省福州市。海外游子和外國客商前來投資興業的願望迫切，而打電話的難題又使他們望而卻步。

“一位法國客商看好一項投資，要給公司總部打電話確認，但兩天都沒能打通，很無奈地走了。”原福建省郵電管理局局長郝峰雲說，這件事給了他們很大的刺激。對於眾多投資者來說，一問電話，二問路，第三才是談項目，是當時的現實問題。

痛定思痛。1982年，中國第一部萬門程控交換機在福州引進，拉開了我國通信業告別“搖把兒”電話時代的序幕。“當時我國大部分縣城和鄉村都是人工手搖電話，大中城市是步進制、縱橫制，沒人知道什麼是程控電話。”福州市電信局高級工程師林邦馨說，程控電話由程序自動接續，是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技術。

由於我國還不具備程控交換系統的研發能力，一時間，國內電話網所使用的程控交換機由思科、朗訊、阿爾斯通等來自8個國家的9家企業主宰。“每家企業的制式標准都不一樣，在我們業內被戲稱為‘八國九制’。”林邦馨回憶。

對此，原郵電部提出了“引進、消化、吸收、創新”的思路，通過技術引進，了解並吸收國外技術，與國外企業市場競爭，激發國內通信產業的潛能。到了1991年，我國第一台自主研制的大型數字程控交換機“HJD04”誕生，一舉扭轉了我國電話網建設受制於人的被動態勢。

類似的故事還在移動通信2G、3G建設中上演。在4G技術研發過程中，我國提出了基於TDD、OFDM和多流智能天線的原創性系統方案，實現了百兆高速率、十倍於3G的大容量……由中國主導的TD-LTE標准成功入圍4G國際標准，並在過去五年間佔據了全球4G市場半壁江山。

善弈者謀勢。在經歷了移動通信領域“2G跟隨、3G突破、4G並進”的階段之后，在即將到來的5G時代，以華為、中興、烽火和大唐等為代表的中國通信設備制造企業不負眾望，在標准制定、前沿技術研發和網絡建設實踐等領域全面崛起，站在了全球技術創新的最前列。

2016年11月，國際電信標准組織3GPP討論5G短碼方案，華為的極化碼方案最終勝出，被採納為全球統一標准。“無論運營商還是設備制造商、終端廠商，我國在全球市場上都佔據相應地位。”華為5G產品線總裁楊超斌表示，中國得以參與主導5G網絡切片從標准到技術、商用等端到端產業鏈的構建，並在2020年成為首批5G商用的國家之一。

40年來，中國通信業抓住了跨越式發展的歷史機遇，創造了令世界驚嘆的成績。這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我們幸福生活的印記。（記者 姜永斌）